大南三号
在厦门大学工作生活的第六个年头，搬来国光专家公寓居住，我留意到，我公寓大门的对面就是曾经让我念念不忘的“大南三号”。
记得以前参观校史展览时，看到过有对大南新村那几栋小洋楼的专门介绍，说是那里就是当年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地点。但我忘记了是那里六栋楼中哪一栋才是，因为离南普陀不远的大南新村一共有造型几乎一样的六栋楼。
几天观察下来，发现，其中的五栋楼都被用作了学校和地方的办公机构，例如厦大校友会、厦大教育发展基金会、厦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逸夫楼西餐厅等机构，只有三号仍然为居民住所。
一日傍晚，我和太太购物回来，见一老年女子在大南三号的大门前坐在一把椅子上静等，我便上前问她是不是就住在这里，一来二去，话题就落到了她家房子的历史上。我说，听说，大南这一带的房子九十年前曾是中共福建省委的一个秘密活动地点。那女子听了我的话，眼睛顿时放出光来，说是：“就是我们家”。我则说我们就住在对面，她一听就说，那是厦门大学为外聘的教授和专家新装修的公寓。大概是见我们面善，又谈到了她家的房子的“光荣”历史，就诚心诚意地邀请我们进她家一坐。我们怕有所打扰，表示谢绝，她却一再强调“不打扰的。”并说她正等待外孙女放学回来，正好一边等她，一边陪我们聊一聊。
于是，我们进了院子门，只见房屋是一栋两层楼的小洋房，一家人住还是很宽裕的。上面三楼是阳台，种了不少绿植。大门前有几处猫窝，看来是主人为流浪猫特地安的家。
这位姓吴的退休女子为我们泡了茶，拿出点心给我们吃。她对我们说，大南的六栋楼，应该都是她“杨”姓婆家的祖上某代人建造的，祖辈上的好多人都去南洋谋生了，后来，这些华侨的祖产中五栋楼都先后捐赠给了国家，成了学校的公产，只有大南三号仍为私产，住了她们一家。
为了解更多关于“大南三号”的故事，我又去校史室参观了一下，只见校史的“革命历史”部分的某个展厅入门处便是大南三号小楼的大照片。据记载，早在192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肖炳实当年就是以厦门大学教授的身份住在这里，并将住处辟为中共福建省委开会的秘密据点。
这是1929年到1931年间的事情。肖炳实以厦门大学教授身份和社会地位作掩护，保护了每次在大南三号（当时还叫大南新村16号）开的党的会议的安全。每次开会，他妻子负责购买食物，为开会人提供用餐。他十岁的儿子肖纯，担负起放哨的职责，在楼外场地边玩耍边放风，发现有陌生人来，他就赶紧回家报告。
另外，肖炳实除了为省委开会提供自己住的大南三号作为秘密据点外，每次党中央派人来厦门，肖炳实都安排来人住在家里。
1931年，中共福建省委被破坏，肖炳实在省委联系人陶铸的帮助下，巧扮和尚虎口脱险，转道漳州南山寺、泉州开元寺去上海。之后，肖炳实长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其间有很多故事。1943年，他因战乱一度脱离了党组织，在故乡江西萍乡开办学校。抗战胜利后才与党重新获得联系，恢复了党籍。
面对着大南三号遮掩在郁郁葱葱的树丛中的小洋楼，我思绪联翩，当年，共产党人为求真理，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开会活动，稍有疏忽，就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也正因如此，当时许多与会人员连肖炳实也不被告知其真实姓名。直到建国后，肖炳实才从陶铸口中获知当年进出他家的人有叶飞、廖华等同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肖炳实先在全国总工会任俄文翻译，后历任全国教育工会副主席和中华书局副总编。后来，他的儿子曾不解地问父亲：“您出生入死，终于迎来了全国的解放，为什么却只当了副总编？”肖炳实对儿子说：“有多少人为全国的解放而牺牲了，我们能活下来，已是十分幸运，我们应该感到知足，而不应有所抱怨。”他还说：“干革命是为追求信仰，不是为了地位名誉。对不公正的待遇，不计较，不考虑，考虑的是党的事业重于泰山。”
闹革命不为图财，不为做官，只求信仰，是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范。所谓不忘初心，大概是说应该记得当年的革命意愿，既要冒流血丢脑袋的危险，又不图打下江山掌大权的前途，只为一种公正的“主义”，这才是革命者的本分。
……时光过去了整整九十年，大南三号小楼中不时会传出悠扬的钢琴声，穿过树丛，来到我的耳畔。应该是杨家的那个又说英语又跳绳又逗猫的小外孙女在弹琴吧。一个小学生的幸福童年中的一段旋律，牵出了我的缕缕遐思，小小的一栋洋楼，里面竟然藏有那么一段厚重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