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2015年11月7如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的法语文学翻译座谈会上发言的底稿。会议时间紧凑，没有能尽情言说。只是谈了谈关键之点。这里发出文章的全文。以期与文学翻译爱好者交流。第一幅照片为会议参与者的合影。
先翻译，再研究
余中先
我的文学翻译工作，大致是从三十年前开始的。
三十年前，我考上了北京大学法语文学的硕士研究生，决定从此毕生从事法国文学的研究。
当时，我曾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嚼别人没有嚼过的馍”，要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作家，当然，这个“别人”指的是在中国。读研究生时，刚从法国归来定居的梁佩贞教授讲授法国诗歌，让我们做一些翻译，我便选了以前还没有人翻译过的几位大诗人：奈瓦尔（十九世纪）、克洛代尔和苏佩维埃尔（二十世纪）。
不久，我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我知道外文所应该算是国内研究外国文学的“国家队”，不仅图书资料丰富，而且还有一批学术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师长，正是磨练人的好地方。我便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在了研究生期间有所接触的奈瓦尔、克洛代尔等几位作家上了。我利用每周在家工作几天，研读和翻译了奈瓦尔、克洛代尔、季洛杜的一些作品，译稿放在了抽屉里。
那时，前辈柳鸣九先生正在主编一套“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研究丛书”，当时出版了《萨特研究》、《新小说研究》等好几种，在文学青年中反响还不错。他约我主编一本《克洛代尔研究》，这与我的兴趣是一拍即合，我就很痛快地答应了。于是，当即开始了准备，先翻译了克洛代尔的《缎子鞋》、《城市》、《给圣母马利亚报信》这三个剧本，打算在这些翻译工作的基础上，编辑那本“研究”。不久后，我结合《缎子鞋》的翻译，写了一篇叫《“不一”与“整一”——〈缎子鞋〉艺术框架的分析》的论文，先在全国的法国文学研讨会上宣读，后又发表在创刊不久的《外国文学评论》上。原本还想继续写下去，编下去，但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让我暂时中断了编书的计划。
等我留学法国四年，写成了论文《克洛代尔戏剧中的中国》，顺利通过答辩，获得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已经是一九九二年底了。回国之后，柳鸣九先生主编的那套“二十法国文学研究丛书”出版遇到困难，后来不了了之。我的一些稿子便始终躺在抽屉里睡大觉，不过，好在克洛代尔的两个剧本都已在我留学期间发表了。
译克洛代尔的命运是如此，而奈瓦尔作品的翻译和出版则遇到了另一种曲折。出于爱好，我先后翻译了奈瓦尔的几篇小说和诗歌，本来已经跟漓江出版社说定了，要出版一种图文本，但后来策划该书的编辑脱产离职，这个选题便悬挂了起来，几年没有动静。最后，我忍不住，直接去找出版社的领导，领导换了一个责任编辑来做编辑，才促使这奈瓦尔作品集姗姗来迟地出笼了，是为《火的女儿》。
多年后，国内出版一套法国诗人的传记时，我便主动承当了其中的一本《奈瓦尔传》（法国皮舒瓦、布里著），这是一种典型的学术考据式的人物传记。从二○○三年底起，到二○○四年八月，我花费了大半年业余时间，终于完成了厚达五百页的这本传记。几年前翻译奈瓦尔的小说和诗歌，对后来翻译传记实在是太有用了，因为在译传记时，传主奈瓦尔作品中的许多情节、掌故，我都已经了然于胸，译起来顺当多了。不过，《奈瓦尔传》以及这整套“法国诗人传记丛书”的出版还是费了一些周折，直到二○○七年，它才跟其他几本诗人传记一起，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它的读者恐怕不会很多，但在业内人士的眼中，它肯定是很有文献价值的。
做翻译，其实是我的副业，我的“专业”工作是编杂志。从事《世界文学》的编辑工作后，没有太多的大块时间用来搞所谓体制内的“课题”，也肯定没有心思再扑在所谓的院级、部级的“重大课题”上，所以只能用零星时间来做文学翻译。
其实，这样反倒是一件好事，它让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比研究更应先行的翻译上。因为，说实话，翻译本来就比研究更基本，更在先。没有翻译，许多研究其实是开展不了的。也就是说，许多研究是在翻译的基础上进行的，尤其是外国文学的翻译。
我在外文所工作多年，译的文学作品多，写的专题论文少，而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专著则一本都没有。前几年，国内的研究界强调出专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决策层和管理层也跟着起哄（或是带头起哄？）。记得当时流传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说是不出专著就不能评正高级别的研究职称。对此，我很不以为然。至少，就我们外国文学研究界来说，我认为决不应该强调出专著。
我的观点很简单，先翻译，再研究。即便说得缓和一些，也是先翻译，同时研究。总之，先得了解，才能有发言权。而翻译，则是让自己去了解并让别人也能够了解的最好方法。
而我们现在的许多研究，往往并不建立在翻译的基础上，当然更不建立在原著阅读的基础上。不少人心中没有一张像样的世界文学地图，就在那里装模作样地做起综合分析、概括来，还美其名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体系。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内的许多外国文学研究者，外语底子不很强，能勉强看懂原著就算不错了，他们往往根本就不了解文学状况（作家、作品、文学批评、文学史）的种种细节，就嚷嚷着要全方位地把握外国文学的整体发展。而且，不少人往往根本就不从原著出发，也不从翻译作品出发，而是从原著和翻译之外的某些东西出发，在那里建构宏大的批评话语结构，以种种吓人的学术名词，炒作着理论、概念、术语……
我始终认为，外国文学的研究要以文本为基础，对文本的阅读、理解、分析、研究，是一步步来的。你可以阅读，但不一定去理解；你可以阅读并理解，但不一定去分析；你可以去阅读、理解、分析，但不一定作出有力的研究。现在有些人，根本不阅读，也不理解，更没有什么分析，却要作研究，想必要其成果也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而翻译，恰恰是集阅读、理解、分析、研究为一体的一种综合行为。
在此，我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翻译会如何影响到研究，来看看一些关键词语的翻译确切与否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后人的研究。说得更确切一些，一个词，翻译时的不同选择，会影响到后人研究的不同侧重。
在克洛代尔的剧本《缎子鞋》中，有一个叫“métier”的词，讲女主人公面对“métier”在工作。这在剧本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最初翻译时，我随手把它翻译为“职业”，后来进一步琢磨，觉得应该翻译为“织机”。那形象为女主人公堂娜·普萝艾丝在“织机”前织布。这一更正，就把《缎子鞋》这部西方戏剧名著对中国古代“牛郎与织女”的传说的借鉴关系说清楚了。而假如“métier”这一词理解和翻译得不到位，那么，作品对“织女”形象的影射就显不出来，任何的比较关系就无从立足。《缎子鞋》与“牛郎与织女”的传说之间的影响关系就找不到文本中的“证据”了。
话再说回来，从文本出发，最直接的一项工作，就是翻译。从某种程度来说，它也是最难的，写论文，做研究，可以扬长避短，对自己不太熟悉，不太能把握的东西，可以避而不谈。做翻译就不能那样，根本就无法避过去，你若不懂就得去问，去查资料，非得弄明白不可，当然有人碰到那样的情况就不译了，把一句或一段就故意漏去不译了，当然，这种把戏是骗不了人的。从这一点上来说，翻译是硬碰硬的死任务，绕着走，避开或故意漏了，都是失败。而研究则是有弹性的软任务，允许你故意绕着走或避开。
回头再说我自己工作中翻译和研究的关系。就我个人的工作习惯来说，做研究，写文章，我需要有大块的时间，而做翻译，我则对时间的整块性没什么苛求，我随时都可以开始和展开翻译。
我写研究文章时，若没有一天半天的整块时间，往往是动不了笔的，一章一节的写作，怎么也得有三四天连贯的时间，因为我得有一个连贯的思维过程，让自己处在规定的思维情境中，一进去就出不来，或者说，一出来就不再那么容易进去了。如果一天没写完需要第二天再写的，我也会在电脑中留下几个作为“链接”而用的“关键”词或“线索”词，等第二天继续写的时候有所“引导动机”，可以展开。
而我在翻译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我可以随时随地在译文中跳进跳出。我只要在一个句号处或一个段落处结束一天或半天的工作，第二天或几天之后，我都可以随时接下去翻译的。
打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写论文和翻译，跟走路好有一比，写作是自己在选着走一条路，每到岔口都得自己去思考判断该怎么往下走，直行还是拐弯，走成什么样的一条路线，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思考；而翻译，你跟着原作的路线走就行了，不必考虑选择方向，只要紧紧地跟住就可以了。你只要认定路上的标志物，就可以随时进出，随时返回……
就我自己的工作时间安排来说，我只能业余做翻译。毕竟有《世界文学》的编辑工作要忙，于是，我只能利用不上班的日子，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完成一部又一部法语文学作品的翻译。好在这样的零星时间，我还是大把大把地有的。记得，新世纪刚刚开始的2001年，广州的出版人陈侗告诉我，罗伯-格里耶刚刚写了一部叫《反复》的小说，作者希望译者按照法国午夜出版社提供的校样翻译，争取中译本和法语原作在同期即秋天出版。这当然是作者和出版人的一种战略，但对翻译者的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我4月份得到校样，五一节期间开始翻译，由于时间紧，只能加班加点，用陈侗的话来说，我是“牺牲了每一个晚上和周日”，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8月中旬完成了十一万字的译文。当然，只所以能完成得那么迅速，除了见缝插针地抽时间翻译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此前，我刚刚翻译了同一位罗伯-格里耶的短篇小说集《快照集》和论文集《为了一种新小说》，对那位新小说代表作家的作品的感觉尚有余温。
我进社科院工作近三十年，到如今，仍然是一部专著都没有，而文学作品却译了有四十来部。当然不能就此说我没有作过研究：我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体现在了译作的前言或后记上了。早先，写过关于克洛代尔和奈瓦尔的，后来又写过关于罗伯-格里耶、西蒙、昆德拉、热奈、费尔南德兹等人的，最近几年又有关于阿波利奈尔、维勒贝克、贝松等人的。而我们国内对奈瓦尔、克洛代尔、费尔南德兹、维勒贝克、贝松等人的研究，恐怕还是从我结合翻译所写的那几篇小论文和中译本“序言”“后记”开始的，这句话，我大概还是能夸口一说的。而算来，这样结合了翻译而写的文字（不能算论文吗？）少说也有三十余篇了。记得当年我写出《“不一”与“整一”——〈缎子鞋〉艺术框架的分析》时，国内对克洛代尔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而在我写出《耽于梦幻，死于疯狂的天才诗人》之前，国内还没有什么人对奈瓦尔有过像样的研究。
对热奈和费尔南德兹的三部小说的翻译，使我有可能对法国的“同性恋”文学有了较深入的了解，结合翻译，我自己也写出了《法国的同性恋文学》以及《是禁果，才诱人》等评论文章。同时，关于费尔南德兹文学创作与美学观点的那篇论文《无视荣耀——费尔南德兹其人其作其说》，如果不是先翻译了他的小说《在天使手中》，我恐怕也是写不出来的；而我那两篇作为“译后记”发表的对热奈小说的解读文章，也是我翻译了他的《玫瑰奇迹》和《鲜花圣母》同时得到的副产品。
后来，我对《复仇女神》和《法兰西兵法》这两部法国战争文学作品的翻译，则跟我的教授工作有关。我的一个研究生愿意从事法国战争文学的研究，而我觉得，自己要指导这方面的论文恐怕还有一定的欠缺，正好出版社推荐我来《复仇女神》，于是就答应了。后来又有机会译了《法兰西兵法》。经过对这两部战争小说的翻译，我在指导学生时，心中就更有了底气。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结合了翻译做的研究，会分析得更细致，把握得更全面；而带着研究任务去做翻译，翻译时也会领悟更透彻，感觉更敏锐。当然，好的译本也可以成为研究的基础，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译本是不能作为研究的蓝本的，只能用来阅读欣赏。而这，已经是另外一篇文章要探讨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