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翻译工作，会让我时时联想到眼前的现实生活。文本的文字，现实的景象，往往会互相叠影在一起……

昨天，4月4日清明节，国家公祭日，纪念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牺牲烈士与逝世同胞。10点整，听得满耳的警报声，鸣笛声，正好我翻译的法国小说《苦难之镜》（皮埃尔·勒迈特的《天上再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写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40年6月，德国空军轰炸法国，一个军事营地中拉响了空袭警报。有这样的一段：

……

从精神层面上说，一批军需物资的来到应该会带来一些好处，但是热烈的冲动被一次空袭警报给打断了。

所有人都卧倒在地。德国飞机这一次并不是高高地飞在空中，而是在低空俯冲。一次空中侦察任务。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很明显，它预示着一轮进攻，一番轰炸。

两个空军中队前后飞来，一会儿冲一个方向飞，一会儿又转换了一个方向，而且飞得越来越低。从飞机上看过来，几百人俯卧在地应该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仿佛那是一批垂死的人，就差让他们来逮捕，或者来扫射了。

如果说，德国人是得到了准确情报的（人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也确实是如此，德国人已然熟知，这里头关押着的满是支持他们事业的同情分子），那么，人们却看到，他们对这个地方的轰炸却炸得很差劲，很无效。没有人知道这里头到底有什么故事。

从警报一开始拉响，拉乌尔就赶紧瞄准机会，偷偷拿上了三个苹果，拔腿就走，加布里埃尔紧跟在他后面，低下身子紧贴着地面跑过，他们匆匆赶往一个地方，准备卧倒，从那里，他们能看到早先的那个军需处。

“非常好……”

拉乌尔很高兴，他的直觉并没有欺骗他。一个障碍物被排除掉了，但还存在着另一个。他猜想，他们能够一直来到那栋几乎倒塌的楼房前，但问题是，接下来，如何穿越铁丝网呢？

“梯子……”

这一次，轮到加布里埃尔了。

利用德国飞机又一次飞过营地上空，而所有人全都把脸紧紧捂在肘弯里的时机，这两个男人匍匐前进了几米。

拉乌尔突然一把抓住了加布里埃尔的手腕，来祝贺他。仁慈的上帝，这是多么明智的想法啊！他们俩肩并肩地趴在被德国飞机震得直颤抖的地面上，彼此瞧了一会儿。在楼房的左侧，地面上躺着一把木头梯子，是油漆匠们用来刷墙的，兴许还是屋面工用来铺瓦片的。想法明摆着就是那样的。他们可以把梯子的一面躺在铁丝网上，然后爬到那上面去，然后，再搬过梯子去，从梯子上爬下……直到围墙的尽头。

当德国飞机彻底结束了它们在砾石坑上空的长距离航行，所有人都从地上爬了起来，被威胁所震撼，但是，菜汤已经煮好了。而且，还有面包吃。

……

伏尔泰（1694-1778）的哲理诗

《里斯本的灾难，或对格言“现存的一切都好”的探讨》（1756）

（题解：1755年11月1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发生大地震，城内大火，当时欧洲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瞬间毁灭。整个欧洲都为之震惊，当时，不少人对此次地震的原因都有解释。影响最大的解释则来自宗教界：“天谴”。

第二年，伏尔泰写下哲理诗《里斯本的灾难》，对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以及所谓的“现存的一切都好”的格言表示了质疑。）

哦不幸的凡人，哦可悲的大地！

哦终有一死的人类那可怖的聚集！

永世承受着无谓痛苦的煎熬！

而受骗的哲人竟然高喊：“现存的一切都好”；

快赶来凝望一下这可怖的废墟，这一番灾难，

这灰烬，这断壁，这令人伤心的残垣，

这妇女，这儿童，尸体彼此堆积一起，

那断裂的大理石之下，便是一根根残腿断臂；

大地吞噬了成千上万的不幸者，

他们血肉模糊，鲜血淋漓，心脏却还在跳着，

被埋在屋顶底下，奄奄一息，无人救援，

忍耐着恐怖的折磨，度日如年！

听到他们喑哑嗓音的轻声呼唤，

看到他们灰烬上冒起的吓人青烟，

您会说：“难道这就是永恒法则的效率，

是它们需要选择一个自由善良的上帝？”

瞧着这一大堆牺牲的人，您还会这样说吗：

“上帝复仇了，他们的死就是他们罪孽的代价？”

这些孩子，如此鲜血淋淋，抱在母亲的怀里，

他们何以至此？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什么罪孽？

万劫不复的里斯本， 比伦敦，比巴黎

难道有更多的邪恶，不能像它们那样欢乐喜悦：

里斯本被毁灭了，而巴黎却在舞蹈歌唱。

宁静的观众，无谓的精神，

你们冷眼旁观弟兄们走向死亡，

自己却在那里平静地寻找风暴的原因：

但是，当你们感觉到命运之敌的打击

但凡更为人性一点，你们就会像我们一样哭泣。

相信我，当大地把它的深渊微微开启

我的抱怨纯真无辜，我的叫喊也合法合理。

到处都是命运的残酷情景，

凶狠者的愤怒，死亡的陷阱，

体验到打击我们的所有那些因素

苦难的同伴啊，请允许我们在此控诉。

那是高傲，你们会说，叛乱者的高傲，

声称我们虽遭受苦难，却能做得更好

你们去问一问塔霍河的岸畔；

搜寻那血腥扫荡的块块残片；

问一下那些垂死者，在那可怖的日子里

是不是那高傲在叫喊：“哦上天，救助我吧！

哦上天啊，怜悯怜悯这悲惨的人类吧！”

“现存的一切都好，”您会说，“一切皆为必要。”

什么！整个的宇宙，若是没有这地狱的深渊，

若是不把里斯本贪婪地吞没，还会有什么更加苦难？

你们难道还敢保证，永恒的事业，

它造出一切，知晓一切，在其周围创造一切，

就不会把我们也扔进这忧伤的景象

而不在我们的脚下形成火山喷发？

你们就将这样来阻挡那最高的力量？

禁止它实施它的仁慈宽大？

这永恒的工匠不是有无穷的办法

掌握在手中，随时准备实现他的意愿吗？

我渴望能做得卑贱谦逊，而毫不得罪我的主人，

就让这火焰的洞穴以及充满硫磺硝烟的深坑

在荒漠的深底熊熊燃烧不灭，

我尊重我的上帝，但我也喜爱我的世界。

当人们胆敢抱怨一场如此可怖的灾难，

他们就一点儿都不骄傲，可惜啊！他们只是敏感。

    这荒凉之岸的悲伤居民

将从可恶的折磨中得到慰藉，

假如有人对他们说：“倒下吧，静静地死去；

为了世界的幸福，有人毁掉你们的羽翼；

另外的手将建造你们焚毁的王宫，

另外的人将诞生在你们倒塌的墙中；

北方将从你们命定的失败中走向富强；

你们所有的苦在普遍法则中都是一种善良；

上帝看你们如同卑劣的蚯蚓，

而坟墓深处的你们难道不是它们的祭品？”

对于不幸的人们，这是何等可怕的话语！

残忍啊，在我痛苦之上请不要增加任何侮辱冤屈。

    不，不要再在我动乱的心里

展现出这些必然性的不变规律，

这根联系肉体、精神和世界的因果之链。

哦智者的美梦！哦深邃的奇幻！

上帝手持这根链条，自身却不被绑定

一切全都由他的善良意志来选择决定：

他自由自在，他宽容讲情，他公正不偏。

而我们为何还会在一个公平的主人下受苦受难？

如此的命运之结必须解开打通。

你们敢不敢通过否认而治愈苦痛？

所有的人民，全都在一双神圣的手底下颤抖，

寻找那你们一起否定的苦难的源头。

假如永恒的规律促进种种元素

在风的作用下让岩石跌落，

假如枝叶茂盛的橡树遭雷击起火，

它们根本不会感觉到击打它们的冲力：

但我看到，但我感到，但我受压被堵

的心，向创造它的上帝祈求援助。

万能者的孩子，诞生于悲苦之处，

我们伸出双手向着我们共同的父。

谁都知道得很清楚，瓦罐并不会对陶工诉说：

 “为什么我会这样丑陋，这样粗俗，这样脆弱？”

它没有任何话语，它没有任何思维；

这瓦瓮成型时便不幸摔了个粉碎，

它从陶工手中落地，并没有接受过一颗心，

去渴望赢得财富，并感受艰辛。

你们会说，这艰辛是另一个生命的财富。

从我血淋淋的肉体中将生出千万昆虫；

当死亡终结了我遭受的艰难困苦，

被蛆虫咀嚼啃咬，那该有多漂亮的轻松！

你们忧伤地计数着人类的悲惨命运，

你们就别来安慰我了，你们刺激了我的悲苦；

我在你们的身上只看到无可奈何的费劲

那是一个高傲的落魄之人在假装满足。

    我只是伟大的万物之中薄弱的一部分：

是的；但所有的动物都被惩罚永生在世，

所有有感觉的生命，全都生于同一条规律，

活在痛苦之中，也像我那样死去。

    凶猛的秃鹫扑向它腼腆的猎物

伸展开它血淋淋的利爪开心地一饱肚腹；

对于它一切似乎都好：但是很快地就轮转了风水

一头尖喙的苍鹰就把秃鹫一口咬碎；

人则用致死的枪弹把傲慢的苍鹰打中：

而人也最终倒在练兵场的尘埃中，

鲜血淋淋，遍体鳞伤，倒在死人堆上，

给贪婪的鸟儿充当可怕的食粮。

由此，全世界所有的成员全都哀叹：

全都生而遭受磨难，死而彼此相残：

你在这命定的混沌中， 用每一个生命物

的不幸，构成为一种普遍的幸福！

何等的幸福啊，哦柔弱而又悲惨的凡人。

你叫喊着“现存的一切都好”，用一种悲哀的嗓音，

整个世界揭穿你的谎言，而你自己的心

比你的头脑更加百倍地驳斥你的误信。

    种种元素，动物，人类，一切都处于战争

苦难笼罩了整个大地，这一点必须坦承：

我们一点儿都不知悉它那秘密的原则。

苦难难道来自于一切之善的作者？

它难道是黑色的梯封魔鬼，是野蛮的阿里曼妖怪？[1]

他们的暴君之法惩罚我们永入苦海？

我的精神绝不接受这些可怖的妖精

而我们的世界以往却把他们当做神灵。

    但是，怎能设想一个上帝，仁慈的化身，

平时把种种好处带给他所爱的孩子们，

却也会满手为他们播撒艰难困苦？

怎样的眼睛会钻入他深刻的意图？

苦难应该不会生于完美无缺的生存；

它并不来自他处，既然上帝就是唯一的主人：

然而它却存在着。哦令人震惊的混沌！

哦忧伤的真相，多么互相矛盾！

一个上帝前来安慰我们苦恼的造物；

他降临大地，却一点儿都不改变它的面目！

一个傲慢的诡辩家对我们说，他不能够；

另一个说，“他只是不愿意，其实他能够：

他将会愿意的，无疑，”当人们如此推理时，

地下的雷霆发作，吞没了整个里斯本城市，

三十座城市只剩下了废墟一片

从塔霍河血腥的岸畔到加迪斯的海边。

    或是，人生来就有罪，上帝惩罚他的同伙，

或是，这个万灵万物的绝对主人，

不温不火，不生怜悯，文静，冷漠，

跟随着他最初旨意的永恒流波；

或是，像是无形的材料，对它那反叛的主人

自己也承担起必要的差错；

又或是上帝是在考验我们，而这尘世凡界，

只不过是狭窄的通道，通向一个永恒的世界。

我们在这里抹去暂时性的痛楚：

死亡是一种财富，它会终结我们的悲苦。

但是，当我们走出这可怕的路程，

有谁还会自认配得上幸福的人生？

    无论采取什么态度，人们都应颤栗，无疑。

没有什么人们是了解的，没有什么人们会畏惧。

自然保持着沉默，人们白白地询问它；

人们需要一个上帝来对人类说话。

权力只属于他这一个，来解释他的作品，

来安慰弱者，来启迪智慧。

怀疑中，差错中，被遗弃而不得他的人，

苦苦地寻找用来支撑的芦苇。

莱布尼兹根本就不教我，通过怎么样看不见的结头，

在尽可能最完美秩序中的宇宙，

一种不幸的混沌，一种永恒的混乱，

在我们虚假的愉悦之上再混淆真正的苦难，

他也不告诉我，为什么无论是无辜的人，还是罪犯，

同样都得忍受这恶，无一可免。

我实在弄不明白，一切如何会是都很好：

我就像一个大夫，可惜啊。我什么都不知道。

柏拉图说过，以前，人全都长着翅膀，

拥有一个刀枪不入的身体，百毒不伤；

无论是痛苦，还是死神，都不能近到身旁。

与这辉煌的状态相比，今天却是另一副模样！

他攀爬，他痛苦，他死去；有死才有活；

凡生者必然死亡，大自然便是毁灭的帝国。

一个由神经和骨架构成的虚弱的人，

对种种元素的冲撞不会麻木不仁；

鲜血、黏液与灰烬的这个混合体

既然已经聚合，混成是为了解体；

这些微妙神经的灵敏感觉

会屈从于痛苦，是死亡的使节：

这就是自然的嗓音教会我的全部。

我抛弃柏拉图，我扔掉伊壁鸠鲁。

贝尔 [2]手拿着天平，教导我们要怀疑，

贝尔知道的比所有人多要多；他学识渊博：

相当睿智，相当伟大，却又并不自成体系，

他把它们全都摧毁，自己在那里苦苦拼搏：

就像是被非利士人嘲笑的那个盲人参孙[3] ，

从被他自己的手推翻的屋墙上掉落丧身。

    因而，最为广阔的心胸又能做什么事情？

什么都不能：命运之书阖上了，当着我们的眼睛。

人，自身的陌异者，不被人所知。

我是什么，我在哪里，我去何方，又从何处来自？

剧烈动荡的原子，就在这堆烂泥之上

被死亡之神侵吞，其命运原本无常，

但这又是能思想的原子，它的眼睛，

受思想的引导，已经衡量了天穹之顶；

在那无限的寰宇中，我们投掷我们的生存，

却又没有一刻能看到并认识我们自身。

这世界，这戏剧，又是骄傲，又是差错，

充满了不幸的人，谈论的却是幸福快活。

一切都在抱怨，一切都在呻吟，寻找着安生：

没有人愿意那么死去，没有人愿意浴火重生。

在我们陷入痛苦的日子里，有时候，

我们抹去眼泪，用我们愉悦的手；

但是愉悦飞走了，像一个影子踪迹全无；

我们的忧伤、遗憾和失落，真的不计其数。

往昔于我们只是一种忧伤的回忆；

现今是那般可怖，未来又遥遥无期，

假如坟墓之夜毁掉了有思想的生命。

有一天一切都会很好，这是我们的希望；

而今天一切都很好，则是一种幻象。

睿智的人欺骗了我，而唯有上帝具有理性。

叹息中如此卑贱，痛苦中如此屈从，

我从不站起来违抗天公。

人们看到我曾经那么悲伤凄恻，

歌唱着温柔愉悦的诱人法则：

别的时代，有别的风俗，老一辈这样教诲，

迷途的人类分享着弱点软肋，

在一片漫漫长夜中寻求把我照明，

我只知道受苦，却不喃喃低吟。

    从前有一个哈里发，在他生命的最终时光，

对着他最爱的上帝说了他的整个祈盼：

“哦，唯一的无限者，唯一的王，我将

为你带来在你的巨袤之中所没有的东西，

缺陷、遗憾、无知、苦难。”

但在这一切之上，他还能再加上希望。

本文为《文艺报》记者 王杨对我的采访

（原载2018年9月7日《文艺报》）

 余中先，浙江宁波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世界文学》前主编，傅雷翻译奖评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 翻译介绍了奈瓦尔、克洛岱尔、阿波利奈尔、贝克特、西蒙、罗伯-格里耶、格拉克、萨冈、昆德拉、费尔南德兹、勒克莱齐奥、图森、埃什诺兹等人的作品。并有文集《巴黎四季风》《左岸书香》《是禁果，才诱人》《左岸的巴黎》等。被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记 者：首先恭喜您获得鲁迅文学奖翻译奖，得知获奖消息您有何感受？

　　余中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虽不在我期盼之中，却也感到由衷高兴。

　　若把翻译比作种地，我们似乎可以说：作为翻译者，读原著，读相关材料文字，查词典，搜谷歌，一字一字地敲键盘爬格子翻译，与作家通电邮交流提问请教，这些都是在选种播种耕耘栽培，而图书的出版便是收获。至于获奖，已经是意外了。好比自家养的母鸡不仅下了蛋，而且这蛋还卖了个好价钱。

　　这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翻译奖，是对我工作的某种肯定：几十年持之以恒的文学翻译还是可以干出一些名堂来的，当然前提是，态度要认真，工作要细致，外语要学好，汉语也要好。在这个方向，我还没有达到顶点，还能有所长进。

　　记 者：《潜》这部小说的翻译算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吗？翻译过程中有哪些部分或者工作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余中先：这部小说的翻译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小说虽然是用法文写作，但写的是一个最终死在阿拉伯的西班牙女人的故事，因此文中有很多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的句子和单词。我不懂西语和阿语，在翻译时不得不求助于专家。所以说，翻译外国文学，光懂一门外语似乎远远不够。在翻译《复仇女神》的时候，作品中也有大量的德语和俄语，需要求助于外文所的同事。我自己准备了德语、西语等各种语种的词典，便于查阅。借助字典和向专家请教，就有了自信，翻译也就可做了。

　　翻译《潜》时，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部分。翻译小说最后几章描写海中潜水的段落时，我觉得特别亲切，因为在翻译之前，我刚好在澳大利亚旅游时体验了潜水项目，那一段的潜水经历，几乎与小说男主人公塞萨第一次下水的细节和感觉一模一样，我觉得作者早就把我能有的感觉写到了极致，翻译这段文字时，头脑中出现的就是自己在海水中潜行的情景，就像重新体验了一次一样。我觉得翻译能做到如此，实在是太妙了。

　　记 者：您是怎么做起文学翻译的，还记得翻译的第一部作品吗？

　　余中先：我最初学外语时，听说写读几项发展得并不是特别全面，总是觉得20多岁再去学，比人家十几岁就学的还是反应慢，但我在笔头方面并不落后，就觉得要把这个重点给保住，不能丢，所以花更多时间在笔译方面，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已经翻译了一些东西。

　　我最早翻译的文学作品是弗朗索瓦·萨冈的《你好，忧愁》，1988年出版。书出版后我就出国留学，1992年回国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工作，这期间柳鸣九先生牵头主编了一套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其中我翻译了保尔·克洛代尔的《缎子鞋》，于1992年出版。

　　记 者：您从事文学翻译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变化？

　　余中先：的确，我做文学翻译前后算来已经有30多个年头，出版的书也有六七十本。我先是翻译了一些国内没什么人翻译的法国作家的作品，如奈瓦尔、克洛岱尔、吉罗杜，因为想填补空白；后来又专门选新小说作家，或说是午夜出版社的作家，如贝克特、西蒙、罗伯-格里耶、图森、埃什诺兹等人的作品来翻译，因为文学趣味相似。近几年来，我翻译的法国获奖作品多了一些，也是与自己对法国文学创作的美学倾向的研究相关。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品我翻译了五六部，如费尔南德兹的《在天使手中》、埃什诺兹的《我走了》、利泰尔的《复仇女神》、维勒贝克的《地图与疆域》、热尼的《法兰西兵法》等，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的作品翻译了五六部，如图尼埃的《礼拜五》、吉尼亚尔的《罗马阳台》、法伊的《长崎》、奥诺-迪-比奥的《潜》、桑萨尔的《2084》等。

　　现在和刚开始做翻译时还是会有些变化。刚开始做翻译时，拿到一部作品先规规矩矩地通读好几遍，然后在稿纸上写写画画，做做笔记。现在对于作品和翻译比较熟悉之后，基本通读一遍，将精彩之处或者比较难的地方先画出来做个参照，翻译时就顺着作品的语言节奏走，不像以前那样一段一段地反复重读了。

　　另外就是对于之前的一些翻译，会不断地有所修正。比如我最初翻译克洛代尔和奈瓦尔的作品，他们的语言都比较有难度。克洛代尔的《缎子鞋》是诗体语言，翻译的时候我觉得比较难，当时是按照戏剧的散文体方式翻译的。之后这本书再版时，我觉得译成戏剧体不妥，又重新翻译，将它恢复成了自由诗的诗体形式。

　　记 者：您翻译了很多当代文学作品，为什么会选择这类作品？说到当代作品，也有人觉得因为时间关系，不容易确定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您在翻译时会有这样的顾虑吗？

　　余中先：的确，我比较少翻译19世纪以前的文学作品，因为译本已经很多了。翻译当代文学较多，一方面是因为出版社关注，还有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的文学兴趣。

　　至于提到的这种顾虑我也会有。改革开放40年了，前期我们介绍国外文学作品时是一个追赶的状态，译介的经典相对比较多。而在译介当代作品时，我们对有些作品也会把握不准。这时候就需要专业的眼光，选择作家作品时，要更多地看到其文学价值。说到文学价值就要谈到午夜出版社的新小说作品，这些作家的作品在法国的读者也不多，被翻译到中国后也不是广受大众欢迎，但喜欢的人喜欢得不得了，这些作品对中国的写作者和文学研究者还是有一定帮助的。我们翻译这些作品就是告诉中国读者，这是法国文学中一个新现象，或者说是我们认为在文学史上站得住脚的作家作品，这就需要一个判断，需要眼光和运气。

　　还有很多外国作家作品在被翻译成中文时在本国已经不那么受关注了，或者一种文学潮流已经慢慢淡化。但这不妨碍我们继续去介绍和评价，因为他们的作品对于中国读者还是有营养的。

　　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觉得很好的一本书，翻译出版之后卖得并不好。比如《你好，忧愁》，我们认定它是法国文学中一个阶段性的有亮点的作品，但上世纪80年代翻译后并没有什么反响，究其原因，书中所反映的一些社会问题在当时的中国还不普遍。但到了新世纪，“反叛的一代”的问题就比较明显了，所以这本书再版后，就受到了众多读者的欢迎。这也说明，一部作品成为经典必然是有原因的，外国作品被翻译到中国后的命运很难和它在本国的一致，即便这部作品反映了普遍的人类情感或命运，但这种价值在某个时代不一定能显现出来，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又会凸显出来。

　　记 者：很多译者谈翻译时都会提到和作家的交流，在翻译过程中，和作家或者出版社的沟通对于译者的帮助应该是很重要的。

　　余中先：是的，翻译经典作家的时候要找到他作品的最好版本，翻译当代作家的关键是要拿到他的email（笑）。

　　翻译《潜》的时候，我曾有几处难点解决不了，始终查不到答案，就需要直接问作者。于是我发邮件给伽利玛出版社，结果被出版社的编辑挡驾，说是作者很忙，没空回答那么多译者的问题，不过这位编辑自己很耐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翻译法国新小说的时候，我翻译了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反复》。这部小说的书名“reprise”在中文中也有“重复、修复、重来、重做”等意思，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就给作者发传真请教，但作者迟迟没有回复，后来，在我即将做完最后修改的时候，我收到了罗伯-格里耶传真过来的回复。他解释说，重复是照原样复制，而反复是把握住一个主题，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叙述一遍，这与以前的叙述并非完全相同，而是有反复论证的过程，以求推向更远。由此我明白，小说是对作者自己作品的反复，同时也是对作者自身文化背景的反复。最终定稿时，我将书名确定为《反复》，这一翻译也得到了作者的认可。

　　与作者沟通并不是有了问题就去问作者，词汇和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通常是自己查，与作者交流的更多是关于理解方面的，多数情况下，是译者有了某种猜测，需要向作者求证和加以确定。

　　记 者：您印象中，最有挑战性或者比较困难的翻译是哪部作品？

　　余中先：最具挑战性的作品是于思曼的《逆流》，最具挑战性的作家是新小说作家克洛德·西蒙。克洛德·西蒙作品的特点是长句子，最初翻译他的《植物园》时觉得很难，之后又译了《常识课》《有轨电车》等作品，解决了翻译长句子的难题，就轻松多了。翻译西蒙的作品就像在磨刀石上磨刀，试过之后，现在再翻译《女大厨》这样类似的有长句子语言风格的作家，相对来说就不那么难了。

　　我认为翻译过程中碰到的最难的问题是人家语言中的微妙之处，在我们的语言中没有相对应的表达，比如一些文字游戏，没办法反映出原文的妙处于是免不了需要以注释的方式向读者做一说明。当然反过来也一样，中文里面的妙处有时也很难用外文来传达和反映。在翻译时，需要去寻找贴合原文的表达方式，但有时候找不到，就需要在汉语体系中找到能够反映出语言特点的表达方式，这一点在诗歌翻译的押韵和节奏把握上体现的比较明显。

　　记 者：翻译中既要让读者能够理解，又要贴合原文，这个度怎么把握？

　　余中先：我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可以表达该文化和民族的思想，用本民族的语言来表达本民族的思想有一定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思想就不能表达了，思想的表达是可以通过翻译传递的。通过法语传达的法国人的思想，在汉语中肯定能找到可以替代的传达思想的表达方式。难度在于译者能不能找到这种表达方式，以及这种表达能不能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有时候我们觉得某些译文的翻译腔过重，是因为译者还没有找到汉语中相对应的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一些新的名词或表达方式大家一下子接受不了，也没有关系，先翻译过来，随着时间的发展再慢慢地被人所接受，有时候翻译也会对我们自己的语言表达形成一定的影响。

　　记 者：您在不同文章中谈到文学翻译时都反复提到，翻译也是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另外，您长期在《世界文学》杂志工作，后来还曾担任杂志主编。对于您来说，学术研究、翻译和文学编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余中先：我到了社科院外文所之后，一直从事《世界文学》的编辑工作，开始我是当普通编辑，工作的担子比较轻一点，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做翻译，尽管当时翻译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出版。外文所也有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做翻译的传统。《世界文学》的老主编高莽、李文俊等老先生都是富有成就的翻译家，所以自觉或不自觉地，翻译这条路就走下来了。

　　《世界文学》有一个传统，就是编辑对文学和文字要敏感，作品好在哪里要能够讲出来，要有一个“专家”的眼光。在阅读了很多作品之后，对于选择那些在文学史上立得住、或者未来能够进入文学史视野的那些作家和作品的眼光，是一个历练。我在《世界文学》学到的第二点就是认真的态度，翻译错了的或者用哪个表达更好，都要一字一字地改稿子，这种认真的工作态度也同样延伸到了我们自己的翻译工作当中。认真就是老实，老实就是信达雅中的信。

　　翻译的时候要更深地了解这个作家的特点，他在文学史的位置以及他写作方式和文风的变化，这就属于研究的范畴了。另外，翻译作品之后，为了使读者加深对于作品的理解，还需要提供作者的相关资料，写前言后记，这也是研究和翻译并重。具体来说，在翻译的时候要完全随着作品的文风来走，但也需要了解作家之前的创作特征。比如法国作家维勒贝克，我曾经翻译过他的《一个岛的可能性》，基本了解他的文风，但后来发现他的文风有了变化，在翻译当中就要追随他的文风，所以研究作家和翻译作品是相辅相成的。再比如《潜》的题目“Plonger”，在法语中有“潜水”“浸入”“扎入”等意思，也可以引申为“远眺”或者“专心致志于……”用作题目含义是十分丰富的，有种影射的意味在里面，经过思考，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最广义的“潜”。这既是基于研究文本的判断，同时也是在做编辑时炼字炼句的习惯使然。

　　翻译《潜》这部作品，虽然是应出版社之约，但我在翻译过程中觉得小说比较有意思，就写了一篇文章，谈到“潜”的更深一层意思是“潜入另一种文明的可能性中”，小说的男主人公认为欧洲虽然也存在危机，但还是尚可苟活的地方；而女主人公帕兹则对欧洲当代文明逐渐形成了一种否定的看法，认为只有在另一种文明，即海洋文明中，才能找到真正的宁静、和谐、生动，她后来去到海边生活，实际上是在远眺一种非现代文明的“文明”。我总认为，翻译比研究更基本，同时翻译要与自己的研究（教学）相结合，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原著，把握作者的风格、作品的特点。同时，翻译也是一种学习，每一次翻译一部作品，都觉得自己有所提高。

　　记 者：可否详细谈谈您的翻译观？

　　余中先：我没有特定的翻译观，我不是搞翻译理论的，也不想把个人实践方法上升为某种理论。我的想法就是像前辈杨绛先生所说的“一句一句地译”，老老实实地按照原文翻译，但是这并不妨碍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想着作品和未来读者的接受。

　　我觉得对于文学翻译来说，译者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或者素质，比如经常提到的精通外语、扎实的中文功底、良好的文学感悟、严谨勤奋的工作态度等等，但最为基本的就是两句：“忠实地理解外语原文”“用相应的汉语来表达”。翻译界历来争论的三个观点“信、达、雅”，都包括在这两句话里了。我很认同余光中谈翻译的一个观点，他说：“译者其实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也就是说，译者必定相当饱学，也必定擅于运用语文，并且不止一种，而是两种以上：其一他要能尽窥其妙，其二他要能运用自如。”

这是2019年度法国诗歌翻译比赛中的一首。我作为北京赛区的一位评委，也动手翻译了一下。今年的比 赛 选 题 为：

* Clément Marot 的 « Épitaphe de Jean Serre, excellent joueur de farces»

* Antoine-Vincent Arnault的«Le colin-maillard»,

* Pierre Reverdy的«Joueurs»

* Jean Tardieu 的 « RÉCATONPILU ».

这些经典诗歌充分展现了“游戏”主题的不同形式:文字游戏,爱情游戏,音乐游戏, 戏剧游戏和娱乐游戏等。

现在比赛已经截稿，在此，献上我的译文，与读者共同交流。

同时，预告一下：3月16日下午14-17点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行半决赛（北京赛区），欢迎参加。

Clément Marot (1496-1544)

Épitaphe de Jean Serre, excellent joueur de farces (Extrait, tiré de L’adolescence

clémentine, 1532)

克莱芒·马罗诗：

《绝佳闹剧玩家让·塞尔的墓志铭》，节选自《橘色青春集》

余中先译

Ci-dessous gît et loge en serre,           此处静静地长眠安息着

Ce très gentil fallot Jean Serre,           让·塞尔这个快活的家伙，

Qui tout plaisir allait suivant ;             生前四处游荡随心所欲，

Et grand joueur de son vivant,           活一天玩一天，追逐乐趣；

Non pas joueur de dés, ni quilles,      他不玩骰子，也不玩掷柱，

Mais de belles farces gentilles,           却喜爱演那漂亮的闹剧，

Auquel jeu jamais ne perdit,              从来都没有玩砸过一回，

Mais y gagna bruit et crédit,              却总是赢得名声与信誉，

Amour et populaire estime,               看重人们的喜爱与敬意

Plus que d'écus, comme j'estime.       甚于我看重几个小金币。

[...] 【此处有几段未选，译文见后】

Ô vous, humains Parisiens !              哦，瞧瞧你们这些巴黎佬，

De le pleurer, pour récompense,        想要为他哭，以此为酬劳

Impossible est ; car, quand on pense那绝不可能；因为一想到

A ce qu'il soulait faire et dire,             他习以为常的举手投足，

On ne peut se tenir de rire.                世人不免就忍不住大笑。

Que dis-je, on ne le pleure point ?     怎么说呢，毫不为他哭泣？

Si fait-on ; et voici le point :              如果这样，也自有其道理：

On en rit si fort, en maints lieux,       到处，人们笑得那么欢畅，

Que les larmes viennent aux yeux ; 禁不住一个个热泪盈眶；

Ainsi en riant on le pleure,                 就这样，为他而哭，带着笑

Et en pleurant on rit à l'heure.            同时，也是连嬉笑带哭叫。

Or pleurez, riez votre soûl,                尽情地笑，痛痛快快地哭

Tout cela ne lui sert d'un sou ;           一切都不值小钱一个苏；

Vous feriez beaucoup mieux en somme 说到底，你们最好还是请

De prier Dieu pour le pauvre homme. 上帝赐福给这可怜的亡灵。

以下为诗歌翻译竞赛未选的几段：

Il fut en son jeu si adestre                               游戏中，他那么游刃有余

Qu'à le voir on le pensait être                         一看到他出场，人便以为   

Ivrogne quand il se y prenait,                         他是醉酒之人，一味畅饮   

Ou badin, s'il l'entreprenait ;                          或是戏谑之人，一味逗引；

Et n'eût su faire en sa puissance                     无人知晓他会运用能力                   

Le sage ; car à sa naissance                             卖乖，只因为他诞生之际   

Nature ne lui fit la trogne                                造物主给了他一张红脸       

Que d'un badin ou d'un ivrogne.                     不是戏谑者，便是醉酒人。           

Toutefois je crois fermement                          然而我仍然坚定地相信                   

Qu'il ne fit onc si vivement                             他从来没有如此生动地

Le badin qui se rit ou mord                             搞笑过，或是咬牙，或嬉戏，       

Comme il fait maintenant le mort.                恰如同此刻正长眠不起。   

Sa science n'était point vile,                           他的技能本无丝毫恶意       

Mais bonne ; car en cette ville                        却充满善意；因为在城里               

Des tristes tristeur détournait                         悲伤的人自然忧伤满怀       

Et l'homme aise en aise tenait.                       自在的人却是乐得自在。

Or bref, quand il entrait en salle,                    总之，每当他一走进剧院               

Avec une chemise sale,                             身穿一件脏兮兮的衬衫，   

Le front, la joue et la narine                            前额、脸颊、鼻孔，还有嘴唇       

Toute couverte de farine,                               到处都沾满白色的面粉，               

Et coiffé d'un béguin d'enfant                          戴一顶小孩子戴的绒帽                   

Et d'un haut bonnet triumphant                      多么洋洋得意的大高帽                   

Garni de plumes de chapons,                           上面还插着公鸡的羽毛       

Avec tout cela je réponds                              对这一切我只能回答道，   

Qu'en voyant sa grâce niaise,                          一看到他傻乎乎的样子       

On n'était pas moins gai ni aise                       即便是在香榭丽舍仙境       

Qu'on est aux Champs Elysiens.                   恐怕也不会比这更高兴。   

重读加缪的《鼠疫》

小说的第一句话：

故事的题材取自四十年代的某一年在奥兰城发生的一些罕见的事情。以通常的眼光来看，这些不太寻常的事情发生得颇不是地方。乍看起来，奥兰只不过是一座平淡无奇的城市，只不过是法属阿尔及利亚沿海的一个省城而已。

我的理解：这是一个“寓言”，它可以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小说的最后一句话：

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我的理解：这是一番“预言”，它还会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发生在如今和未来的任何一个时刻。

法国作家勒迈特小说三部曲《天上再见》《火光之色》《苦难之镜》我已经翻译完了《苦难之镜》的初稿，目前正在校改之中。前两部的中译本已经出版了。三部曲一共有一百万字，很宏大的一部“长河小说”。

《苦难之镜》中有那么几段，关于法国民众在公路上逃难的描写，那是1940年6月德国入侵，法军全线溃败，法国民众（尤其是巴黎的居民）纷纷逃难，再加上从比利时、卢森堡一路过来的人，于是，在巴黎通向奥尔良的公路上，形成了一长列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此类的描写，在不少的文学作品和绘画作品中都有过。

……

人们重新启动。大卡车、带篷的运货车、拖斗车、三轮货车、牛拉的大车、大客车、送货的小卡车、 双人自行车、灵车、救护车…… 行驶在这条国道上的各种各样的汽车，像是橱窗中展示的一长列法兰西的精灵。在这之上还要加上所有这些车辆所负载的五花八门的物件，旅行箱、帽子盒箱、水盆、灯具、鸭绒床罩、鸟笼、厨房用具、衣物架、玩具娃娃、木头箱子、铁皮大箱子、狗窝。整个国家刚刚敞开了它历史上最大旧货店的大门。

“毕竟，这也实在太奇怪了，”儒勒先生脱口道，“所有这些床垫，绑在了汽车顶上……”

确实，这样的车顶上的床垫有很多很多。莫不是为了减缓一下飞机上射来的子弹？活是为了方便在路上露宿睡觉？

步行者和骑自行车者走得比汽车更快，而汽车则一冲一冲地向前，让传动轮、散热器、离合器全都那么地痛苦不堪。时不时地，人们还会看到有一些宪警，一些士兵，甚至是一些志愿者过来，试图稍稍疏通一下交通，但是，面对着由千百辆车子构成的这一条奇长无比的毛毛虫，到最后，他们全都无可奈何地垂下了胳膊，这条迟钝却又固执的长龙决意已定，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一步一步地向前挺进。

……

这之后，傍晚的金色彩霞也消散了，他们也回到了奥尔良出口附近的大路上，只见有很多大车，装载着家具杂物，从田间走过，干渴的马儿在那里频频地跳过栅栏，跑向田野。富人们的出走在几天之前就结束了，现在，艰难地走在大路上的则是其他人了，跟他们混杂在一起的，有穿军装的人，还有农民、平民、伤残者，整整的一大批民众，全都走在公路上，一大帮子寄宿者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辆市政汽车中，还有一个牧羊人带着三只绵羊。

汽车慢慢地颠簸在逃亡者的人流中，而这人流不是别的，就是这个被撕裂、被抛弃的国家的真实写照。到处，都是一张张脸，除了一张张脸，还是一张张脸。一长列无头无尾的葬礼队伍，露易丝这样想到，变成了一面映照出我们苦难与我们失败的确凿的镜子。

法国小说《天上再见》《火光之色》《苦难之镜》是个三部曲，其中的《火光之色》一书的题目，据作者皮埃尔·勒迈特自己说，是来自于法国著名诗人阿拉贡的一首诗。我查了查，这首诗叫《丁香与玫瑰》。

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的《丁香与玫瑰》（Les lilas et les roses）选自《断肠集》（1941），诞生于正值烽火连天的岁月。诗歌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军队1940年6月的大溃败，以及民众的大逃难，透出诗人对被战败的祖国，对被德军占领的大片国土的一种浓浓的伤感之情，伤感之中却又明显透出一种倔强的意志，一种争取自由解放的决心。

巧的是，三部曲的中第三部《苦难之镜》恰恰是以1940年6月的法国的大溃败与大逃亡为故事背景的。

阿拉贡的原诗如下：

LES LILAS ET LES ROSES

O mois des floraisons mois des métamorphoses

Mai qui fut sans nuage et Juin poignardé

Je n'oublierai jamais les lilas ni les roses

Ni ceux que le printemps dans ses plis a gardés

Je n'oublierai jamais l'illusion tragique

Le cortège les cris la foule et le soleil

Les chars chargés d'amour les dons de la Belgique

L'air qui tremble et la route à ce bourdon d'abeilles

Le triomphe imprudent qui prime la querelle

Le sang que préfigure en carmin le baiser

Et ceux qui vont mourir debout dans les tourelles

Entourés de lilas par un peuple grisé

Je n'oublierai jamais les jardins de la France

Semblables aux missels des siècles disparus

Ni le trouble des soirs l'énigme du silence

Les roses tout le long du chemin parcouru

Le démenti des fleurs au vent de la panique

Aux soldats qui passaient sur l'aile de la peur

Aux vélos délirants aux canons ironiques

Au pitoyable accoutrement des faux campeurs

Mais je ne sais pourquoi ce tourbillon d'images

Me ramène toujours au même point d'arrêt

A Sainte-Marthe Un général De noirs ramages

Une villa normande au bord de la forêt

Tout se tait L'ennemi dans l'ombre se repose

On nous a dit ce soir que Paris s'est rendu

Je n'oublierai jamais les lilas ni les roses

Et ni les deux amours que nous avons perdus

Bouquets du premier jour lilas lilas des Flandres

Douceur de l'ombre dont la mort farde les joues

Et vous bouquets de la retraite roses tendres

Couleur de l'incendie au loin roses d'Anjou

试译如下：

丁香与玫瑰

繁花似锦的月份哦万物变形的月份
五月天万里无云六月天则伤痕累累
我将永远也忘不了丁香与玫瑰
还有被春天留定在怀抱中的人

我将永远都忘不了悲剧的幻象
呐喊的队列喧闹的人海还有太阳
满载着爱的战车比利时的厚礼捐赠
震颤的空气大路上一阵阵蜂拥嗡嗡
轻率的胜利压倒了争执不休
口红之吻预示了殷殷的血流
还有将要站在炮塔中死去的人们
接受过陶醉的人民献上的丁香

我将永远忘不了法兰西的花园
如往昔古老世纪般的祈祷经卷
忘不了夜晚的骚乱寂静的谜魅
沿途整整一路上盛开的玫瑰
百花沮丧地挺立在悲怆的风中
面对风声鹤唳插翅撤离的士兵
面对发狂的自行车和嘲讽的炮筒
面对破衣烂衫的可怜难民

但我不知这形象万花筒般的飞转
为何始终把我带往同一个停靠点
去圣玛尔特一个将军黑色的枝蔓
一个诺曼底别墅就在森林的边缘
万籁俱寂中敌人歇息于黑影
我们听说今晚巴黎已降敌崩溃
我将永远忘不了丁香与玫瑰
还有我们失去了两次的爱情 [1]

第一天的花束丁香弗兰德的丁香
温柔的阴影死神为它把脂粉来涂
而你们柔美的玫瑰撤退的花束
安茹的玫瑰远处的火光把你映亮 [2]

---

[1] “失去了两次的爱情”指法国在历史上曾两次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给德国。

[2] 这首诗借“弗兰德的丁香”和“安茹的玫瑰”，喻指法军在1940年6月从北向南的一路撤退。

来源： 北京晚报    2020年06月11日  

    最近一次收到的快递，是藏书家朱穆先生寄来的“突尼斯拖鞋”，一共四只，两种颜色，四种花纹，皮底金色丝线绣成，一指来高，两指来宽。

    它们就此进入了我家的工艺品鞋子的收藏中。

    算来，今年已经是我的小鞋子收藏的第三十个年头了，由于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我没有出门旅游，也就没有四处踅摸小鞋子，因此，得到朋友寄来的赠品，更觉珍贵。

    说到我收藏小鞋子的起因，其实是跟我的文学翻译工作有密切关系的。

    那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应柳鸣九先生之邀，翻译了法国诗人保尔·克洛岱尔的剧本《缎子鞋》，作为他主编的“廿世纪法国文学丛书”中的一种，交稿之后就出国留学了，在巴黎攻读文学博士学位，研究的对象依然是那位在中国当过领事的诗人克洛岱尔。

    那时候，我住在巴黎大学城的荷兰楼，住荷兰楼，当然有荷兰学生，一次，他们组织留学生旅行去荷兰，我就报名去了。 

    到荷兰旅行，看了梵高的作品展览，游了阿姆斯特丹的运河，还去看了风车，看了海涂，看到了大大小小的用木头做的鞋子，因为喜欢，就一下子买了好几只，大小不等，但均可放在手掌中把玩。同行的学生，见我买了不少鞋子，就问我是不是喜欢鞋子。我说不知道，后来细细一想，才联想到这里头某种“无意识”的原因。当时，我正在写我的博士论文，其中一章中的一节就涉及剧本《缎子鞋》的题目，大概正是我正在翻译和研究的这么一部以《缎子鞋》为书名的文学名著，让我有了收集工艺品小鞋的“无意识”冲动吧。

    《缎子鞋》讲了一个发生在几百年前的西班牙的爱情故事，但作者克洛岱尔自己承认，该剧的主题来自于东方的中国：“《缎子鞋》的主题是那个两颗情人星的中国传说，他们在银河两边不得相遇，一年只见一次面”，也就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牛郎织女”的故事。

    我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发现，克洛岱尔把这部能演十几个小时的长剧起名为《缎子鞋》是有原因的。其中的原因，则跟中国的民间故事“大钟娘娘”的那只“绣花鞋”有关。

    克洛岱尔的著名散文诗集《认识东方》中就有一篇《钟》，1897年9月写于他从汉口到上海的旅行途中，讲的正是在中国各地流行的铸钟娘娘的故事。那故事说的是：老钟匠多年为官府铸大钟不成，只因金属中缺少某种精魂，其女儿见其父终日唉声叹气，得知父亲铸钟遇到了难题，是因为金属的熔液中缺少某种媒介，合金彼此不能相融，敲不出好听的声音。于是，姑娘盛装打扮，“纵身跃入了烈焰灼灼的金属熔液中”，家人忙拦不及，只抓住她一只脱落的绣花鞋。少女的气血化为了大钟的内在精神，于是，大钟响起了最悦耳的和谐之音。正如克洛岱尔所写： “一个灵魂注入了大钟之中，而生命的基本力量赢得了回响，大钟拥有了一种贞洁处女的优雅仪态，连带还有一种不可言喻的流动性。”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一起旅行的也住在大学城荷兰楼的同学听，一个韩国女同学知道了我喜欢鞋子的故事，就送了我一对高丽风格的绣花鞋。从此，我的鞋子收藏就正式开始了。

    西方文化史上，“鞋”常常是一种契约的见证，如《旧约》中所记以色列人的买卖惯例，《路得记》中第四章就有描写（“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而家喻户晓的灰姑娘故事中，那只水晶鞋就是灰姑娘追求幸福的凭证。克洛岱尔的《缎子鞋》中，圣母雕像手中的一只绣花鞋是女主人公普萝艾丝为克服个人私情而献身宗教事业的精神保证。而中国的大钟娘娘的那只绣花鞋，见证的则是铸钟之人乃至家人对完美制造工艺的钻研与奉献精神。而现在，我的鞋子收藏，似乎也应该算得上我对法国文学，对文学翻译，对克洛岱尔研究的小小见证吧。

    我的博士论文写成了，翻译的《缎子鞋》也出书了，而我的鞋子收藏也悄悄地继续着……

    大凡收藏，都要求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来保障。我的收藏原则很简单，不求贵，只求小，不求能穿，只求好玩。不求齐全，只求有意思。小而精，家中也好摆放。

    于是，每次出外旅游，总要在宾馆和各景点的纪念品小店里转悠，寻找小巧玲珑的鞋子……慢慢地，我的收藏品也渐渐多了起来，近几年来，凡有同事、朋友、学生来我家，我会带他们参观我的“鞋子陈列馆”，也即我的书房，那里已经摆放有一百多双（只）各种各样的鞋子了。女儿曾调侃道：我们家充满了“邪（鞋）气”，我听了则会心一笑，说我们家是满屋和谐（鞋）。“鞋”与 “谐”“协”同音，在中国各地关于“大钟娘娘”的民间故事中，都说到了钟楼（或大钟寺，或大钟亭）敲钟的声音，其中的一个版本这样说：每天晚上，钟声敲响之际，发出的声响“当……”拖到后来，就变成了“谐……谐……”这时候，哄小孩子睡觉的母亲就会这样说：“快睡觉吧，那是钟娘娘在要她的鞋子啦！”如此论来，我的集“鞋”行为，也有一种求“谐”的意味在里头呢！

    说到我的鞋子藏品种类，不少是钥匙链，还有就是一些冰箱贴。再有的是烟灰缸、化妆盒、笔筒、针线包、盐瓶胡椒粉瓶，还有的干脆就是酒杯……

    说到材料，则有陶瓷的（景德镇烧制的），金属的（用机器在外表上镌刻花纹），石头的（利用天然的纹面做成），水晶的、绸缎的、棉布的、塑料的、木头的、柳条的、皮子的（就是日常穿的皮鞋的微型版）……

    说到产地，则有青海的土族（不是土家族）绣花鞋，鄂伦春族的鱼皮小靴子，日本的木屐，俄罗斯的芭蕾舞鞋，意大利的假面舞会舞鞋，澳大利亚的UGG，墨西哥的尖头皮鞋酒杯……

    有便宜的，下岗女工用毛线编织的绒鞋，农民手打的草鞋，篾片编成的竹鞋，也就几元钱一双。

    也有贵的，例如玉的、琉璃的、水晶的……

    有大的，也有小的，其中一些很小，几乎都没有一个小手指头的一节指肚来得大，一个书架上能摆上十来只。例如，我有一双用橄榄核雕刻成的小鞋，上面的花纹细腻得大概得艺匠用放大镜才雕刻出来的。当年是花了五十元钱买下来的，不算便宜。还有一双铁鞋比我的小手指甲还小，鞋底薄如轻翼，分量轻如薄翼。

    有朋友听说我收集鞋子，也好心相送，我这里便得到了学者陈众议送的南美足球鞋，作家韩小蕙送的虎头娃娃鞋，我的几个博士生也送过我蒙古靴（可当笔筒用）和泰国凉鞋（小巧玲珑的挂件）……当然，还有我今年刚刚收到的藏书家朱穆快递寄送的突尼斯拖鞋。

    工作之余，看看藏品，把玩几下，也是一种休闲。细细地看，细细地比，一些同类的工艺，风格还是有所区别的，例如，蒙古国和内蒙古的靴子，朝鲜和韩国的绣花鞋，还真的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元素在里头。

    对这一点，反正，我是嘴里说不清楚，但心里又有感觉。就如同，我把克洛岱尔的那出剧的剧名Soulier de satin翻译成了《缎子鞋》，而日本的译者渡边守章则译为《繻子の靴》。我收藏的鞋，因为都是鞋子，故而是一样的同类，而不一样的，则是每一双鞋里头的故事和文化元素。故事，是需要人去细细地去品赏的，文化，是需要我们慢慢地去体会的。

花伞行走

女学生走在厦大校园里，往往会带一把伞。晴天遮太阳，雨天挡雨。曾在一日见一女子，手持黑色大伞，圆拱特别弯，几乎挡住了整张脸，却隐约见她伞里头的脑袋还戴了齐眉的帽子，上下皮肤没有一寸能见阳光的，也怪那天太阳特好，也怪我那天特地晒了晒太阳以求补钙，要不然，还真不会那么注意那位戴帽又打伞的女子，太无发（法）无天了吧。

女生打伞，似乎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存在方式，这使我想起德语中的“Dasein”一词。这个由海德格尔而变得全球通行的哲学术语，在我听来那么的像“打伞”这个汉语词。我“打伞”故我“此在”。如此，打伞而行确实也就成了人的一种存在方式。

由打伞而又想起余光中的一首诗。记得余光中也曾经在厦大学习过，但时间不长。他有诗写到了“六把雨伞”。诗有名，但太长，兹不录，晚年他倒是有一首写伞的情趣，因为短，特录于下：

撑伞，是出发，

收伞，是到家，

带伞，是先见

掉伞，是常情

借伞，是藉口

还伞，是有心

共伞，跟谁呢？

当心，是缘分！

有时，某女生从小路上走来，毫不顾及对面行人。人未到，伞先来，让人不得不躲避，闪开一步，或举手抵一下伞尖。打伞者对此恐怕毫无意识，或是低头看手机，或是与同伴聊天，根本不在意行路中的小小文明规矩。

随便啰嗦几句，厦大的学生走路往往不像“走路”，我的意思是走得没有道理，没有规矩，或者不如说不懂得走路中的“文明”。窄窄的一条小路，一帮子同行的学生往往会三四人并排走，让对面过来的人不知道该如何迎，是你自己让呢，还是让他们让，也让后面的人无法超越，因为他们几乎其在闲逛，走得很满呢。

还有就是走路看手机，而且走得还不慢，也有一边骑车一边看手机的，确实是交通安全的隐患。

还有呢，校内的好几条大路，可驶汽车，可骑自行车，同时可走人，但路面是砌石，大概为的是限制速度（大概），让汽车和自行车走得慢些。因为骑车在砌石上有些颠，有的学生就骑到人行道上来，你骑也就骑好了，他还在你身后摁车铃，意思是你作为行人得让他骑车的，太过分了，真是岂有此理。

法国诗人克洛岱尔（1868-1955）当年在上海做法国驻上海副领事时，曾写有一篇《园林》的散文诗。后来，这首“散文诗”收入了著名的集子《认识东方》中。

译文如下：

园林[1]

午后三点半时。天地皆白，一片凄凉：天空仿佛被一块白布死死遮住。空气潮湿而又生涩。

我进了城。我寻找园林。

我脚踩一片黑糊糊的泥浆行进。沿着深沟那摇摇欲坠的边沿一路走去，我只闻到一股怪怪的气味，那么的浓烈，像是要爆炸开来。那是一种混杂了油脂、大蒜、肥肉、污垢、鸦片、尿液、粪便与动物内脏的气味。我行走在神情愉悦而又天真烂漫的人群中间，他们脚蹬厚底的靴子或是草鞋，头戴长长的叫做福帽(foumao)的尖顶风帽或是无边圆毡帽，身穿布料的或丝绸的过膝盖的短长裤。

围墙呈蛇形蜿蜒起伏，而它的脊顶，砌的是清亮的砖头，覆盖有明亮的瓦片，仿了游龙的脊背身段；龙身匍匐在翻腾的波涛中，龙首则高高地抬起。——应该是这里了。我神秘地撞击着一道黑色的小门：有人过来开了门。在高高悬垂的屋顶下，我穿越了一连串的过厅，还有几条狭窄的走廊。眼前豁然开朗，原来我来到了一个别有洞天的奇特地方。

这是一个遍布石林的花园。——如同意大利和法国的古老绘画师，中国人很明白，一个花园，鉴于其封闭性，必须满足于它自身，在它的各部分里头精心构建。如此，大自然便能与我们的精神特别相适应，而出于一种微妙的协调，主人在花园里，无论目光落到何处，就始终如同在自己家中。同此道理，一片景色并非由花花草草，由林木枝叶的色彩造就，而是由它的种种线条，由它地势的运动起伏所构成，可以说，中国人从字面意思上建造了他们的园林，用的是石头。他们不是在描绘，而是在塑造。在他们眼中，石头似乎要比植物更服帖，更合适，因为它能体现高挑的雅致，内在的深沉，能以自身多种多样的层面与样貌，来勾勒千奇百怪的轮廓，错落有致的凹凸，而植物的自然角色则局限在装点与文饰方面，只能创造人文景观。大自然本身早已在石头中准备了种种素材，通过时间之手的打磨，风刀霜剑的冲刷，鬼斧神工地加工了岩石、溶洞、凹槽，以及一指头深的洞穴。人脸、百兽、骨架、手脚、贝壳、无头的身躯，奇形怪状，应有尽有，一大片凝固的人像，以及各色各样的鱼鸟花枝图像，中国艺术灵敏地抓住了这些奇特的对象，模仿了它们，并以一种精妙的技艺体现了它们。

这里的景致再现了一座高山，如刀斧从上到下劈开似的陡峭，但还是有险路能攀爬上去。它的脚下静静地躺着一片湖水，湖面有一多半被绿萍植物所覆盖，内中有一座弯曲逶迤的小桥，在画面中斜斜地绵延开去。茶馆就坐落在湖边，建筑在几根玫瑰色的石桩之上，将它的双重屋檐骄傲地倒映在青黛的水色上，但见那檐尖上的翘角似乎就要拔地而起，腾飞空中。那边，一些落了叶子剥了皮的树木笔直在矗立在地面上，活像是铁铸的蜡烛架，以它们伟岸的身躯俯瞰着整个花园。我走进了石林之中，走过一条迷宫般的小路，这些绕来绕去的圈套，东拐西拐的弯道，上上下下的小坡，曲径通幽的窄道，增添了美景，扩大了视野，在湖泊与山岭的周围模仿出梦幻中的路径，最后，我终于爬到了山顶上，来到了凉亭中。在我脚下，花园似乎显得枝柯纷乱，如河谷中的小丛林，远处的庙宇和楼阁清晰可见，而在葱茏林木的正中央，出现了一篇屋宇的诗章。

眼前凸显一片屋顶之林，鳞次栉比，或高或低，或简陋或繁复，有的安卧如三角楣，有的浮肿如铃铛。它们的顶上都有柱头，雕塑了一个个历史人物的像，其间点缀有各色荷叶图案和不同的鱼儿形象：屋脊的最高端傲然峭拔，如一片尖梢刺天的树林，屋檐上到处可见各种象征的徽记——鹿、鹤、祭坛、花盆、带翅膀的石榴。檐角飞翘，像是人们把过于宽松的衣袍撩起来之后露出的一条条胳膊，这些檐角显出一种垩粉特有的肥腻粉白，还有烟灰的那种麻麻点点的黑里透黄。空气是绿色的，像是人们透过了一层老旧的玻璃看出去那样。

沿着另一面斜坡走去，我便来到了大楼阁跟前，再从那里下坡，一级级台阶高低不等，宽窄不匀，给人带来另外的惊喜，那一道道台阶徐缓地把我引向湖边。过了一条走廊，眼前才顿时一亮，景色豁然开朗，我看见了五六个檐尖在空中错落有致，勾心斗角，但那屋檐的其余部分却被遮蔽住了，我一点儿都看不到。无论什么，恐怕都描画不出这些仙境般船首的沉醉激流，而这些鲜花怒放的花梗的高傲优雅，把一支百合花斜向地引入了一片愁云中。有了这样的一枝花，那强有力的肋骨架才会高高翘起，就像是我们的手松开了一截原本抓紧的树枝后，它会猛然反弹回来。

我来到了池塘边，已然枯死的败莲残茎一截又一截地刺穿了静静的水面。四下里一片寂静，恰如在冬日森林中的小径岔口。

这一和谐满满的花园，是为“豆米同业公会”成员的享乐而专门建造的[2] ，无疑，在春季温煦的夜晚，他们会来到这里饮茶品茗，观赏明月映照湖面的美景。

另一处园林要更简单些。

夜色几乎已经笼罩了大地，当我钻入到四四方方的院落中时，我看到了它，还有它的围墙内充盈的一片广阔的风景，一览无余。这是一片混沌的世界，有一大堆岩石林立，一个个方块，杂乱无章地混杂堆积在那里，活像一片流淌着石凌石波的大海，一眼望去，仿佛愤怒依然屏息在其中，这苍茫的乡野景色，恰如一大摊裂缝交错的石质的脑浆。中国人剥开了风景的一层层皮。这一小小的角落，如同整个大自然一样无法解释，也同大自然一样广阔而又繁杂。在一大片岩石丛林中，矗立起一棵黑黑的松树，疙里疙瘩的模样；它那茎干枝杈的细小，它那针叶树冠的色彩，它那轴心的强烈错位，这一切，让这棵唯一的树跟它周围的虚幻景色显得如此不成比例——恰如一条跃跃欲飞的苍龙，想挣脱大地，腾云驾雾，飞上碧空——使得这个地方超脱于万物之外，构成为它那怪诞离奇、虚无缥缈的特点。到处都是枝叶缭绕，一派悲戚肃杀的气象，紫衫、侧柏，以其深沉的黑色， 让那般的震撼显得越发吓人。我被大大地惊呆了，细细地端详这一忧伤的景象。而在院子的正中央，挺立起一块巨大的岩石，在黄昏苍茫的阴影中若隐若现，像是一个魔怪，透出一丝梦幻与疑谜的本相。

[1896年1月]

(克洛岱尔在中国)

（中国人画的克洛岱尔 [高禄德]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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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园林》(Jardins)写于1896年1月。从文中的描述来看，应该是对上海老城中“豫园”的一番游历。

[2] 清朝道光年间，上海豆业公所租用了豫园中的萃秀堂、三穗堂、仰山堂等处。后来，民国初年，上海的豆业和米业成立了豆米行商同业公会，原来的饼豆业公所虽未遣散，但其地位和作用明显不如以前。

采访记：余中先谈《悲惨世界》——“悲惨世界”是悲惨的人的世界

【原载：《十几岁》杂志

【采写：刘秋香

余中先最初接触《悲惨世界》时，只读了《卜吕梅街的儿女情和圣德尼街的英雄血》，弗伽洛什带着他的两个弟弟流浪巴黎街头的场景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触动。但因为封面被撕掉了，他并不知道这是小说《悲惨世界》中的内容。

那还是上世纪 70 年代初，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十六七岁的余中先在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参加海涂围垦。" 那时候很难找到书读，借来一本书，一群人都等着读，每个人只有一天半天的时间，轮着看，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余中先后来的选择跟他当时读到的这些法语文学作品不无关系。1978 年，他考上北京大学法语系，进入法语文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雨果和他的小说《悲惨世界》无疑都是熠熠生辉的。

《悲惨世界》最早叫《贫困》，是一个名词，后来改为形容词 " 悲惨的 "。" 悲惨世界 " 其实是指悲惨的人的世界。

十几岁：从事法语文学翻译和研究后，您是如何一步步加深对雨果及其小说《悲惨世界》的理解的？

余中先：《悲惨世界》是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1978 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北京大学南门口外边的海淀书店门口，从一个老人手里买了三卷。因为书店已经没有卖了。

从事法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后，再去读雨果，读他的译文、原文，对于《悲惨世界》的理解就更深刻一点。首先是了解了雨果的地位，他是 19 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作家、浪漫主义的领袖，他的小说、诗歌、散文创作都相当有影响。雨果的小说有很多，《笑面人》《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等，但在我看来，最厉害的应该还是《悲惨世界》。

十几岁：雨果从 19 世纪 30 年代初开始构思《悲惨世界》，1862 年出版。您如何看待这期间雨果的个人遭遇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余中先：雨果早在 1830 年代之前就开始构思《悲惨世界》，也收集了一些素材。1831 年，雨果二十九岁，他写完《巴黎圣母院》并出版了，这时候他还很年轻。1862 年，他已经六十岁。这期间，他经历了社会的动荡，主要是 1848 年以后，欧洲革命陆续失败，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称帝，雨果因为政见不同，被迫流亡国外。他先到比利时，后到英国英吉利海峡群岛之一——根西岛。这段流亡的经历给他带来了很多。

《悲惨世界》最早叫《贫困》，是一个名词，后来改为形容词 " 悲惨的 "。" 悲惨世界 " 其实是指悲惨的人的世界。这部小说也是在他流亡过程中出版的。

沙威是警察，可以说是社会秩序的象征或者说制度的帮凶。最后，他对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产生了怀疑，觉醒过来，却处于一个非常极端的境地。他要转变，但是转变不过来。

十几岁：小说中的冉阿让、芳汀等都有原型，马吕斯被认为是雨果自身的写照。您如何看待现实人物与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

余中先：你说的原型我没有具体去研究，但是从雨果本人的说法来看是肯定的。一般来说，一部经典作品的主要人物，自然就是作家本人的某种代言。

我先不去研究这里的虚构跟现实之间的关系，但有一点可以提出来，雨果很早就读了这么一个事实：有一个农民叫彼埃尔 · 莫兰，因为偷面包被判五年苦役，后又因为有记录在案，所以他的身份证上带有一个黄颜色的标记。他找工作往往受到歧视或者说被直接拒绝。

雨果在 1834 年写了一部小说《格》，写一个善良的工人因为偷东西，被判五年监禁，后来在监狱里受到虐待，被迫杀了人。这个故事跟我刚才所说的农民的故事，是有关的。《格》这个小说不是特别成功，也很短，这个素材后来就变成了冉阿让的形象。至于其他人，像芳汀、米里哀，也都有现实人物的影子，但更多的还是文学的虚构。

十几岁：雨果在小说中写了一组人物的变化：米里哀从贵族到教士；冉阿让从苦役犯到市长，又从苦役犯到割风伯伯，最终回到冉阿让；还有警察沙威的变化、马吕斯的转变、爱潘妮的转变……您如何看待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人物塑造？结合一两个您印象最深的角色具体谈谈。

余中先：这个变化是对的，这是小说的一个主线。各个主要人物的主线是向善、向人道主义者转变。雨果早期的作品，比如《巴黎圣母院》，里面的人物往往是一种性格，相对来说没有变化，这也是因为小说故事发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的缘故。《悲惨世界》中人物都交代了从小到大的经历，尽管最开始讲的是某年，但他会回到十年前甚至几十年前。有变化，这是《悲惨世界》比《巴黎圣母院》更深刻的地方，虽然《巴黎圣母院》也是很伟大的作品。我比较强调《悲惨世界》的厚重，在人物线条上有变化，在社会生活方面也更广更深。

具体来说，沙威可以讲一讲。从人物设计上看，沙威把冉阿让、芳汀和珂赛特都连在一起，因为他要调查种种事情，到最后他把马吕斯也连在一起。沙威作为警察是非常成功的，但也可以说他是社会秩序的象征或者说制度的帮凶。最后，他对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产生了怀疑，觉醒过来，却处于一个非常极端的境地。他要转变，但是转变不过来，干脆就自杀了。这也非常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

米里哀主教给我的印象也比较深。他是善良的代表，他通过自己向善的行为去感染小说最主要的人物冉阿让，再通过冉阿让去感染别人，比如说感染沙威。如果要说变化的话，那就是米里哀作为一个神父，他除了有宗教意识，更多的还带有一种泛神的思想，比如他认为你只要向善，不管去不去教堂，都能够走向救赎。当然他没有明说。

十几岁：在您的阅读和研究中，您认为雨果创作《悲惨世界》的初衷是什么？

余中先：他的初衷，我觉得就是他在序言里头说的：" 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雨果写得很成功，经验跟才华都爆发出来，艺术的力量也显出来了。

《悲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读法，可以只求情节，也可以在了解情节的基础上抓住人物性格，去探索小说更大更深的主旨和意图。

十几岁：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相对。19 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的内核是什么？雨果作为浪漫主义的领袖，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他的浪漫主义创作实践？

余中先：古典主义是法国文学的一个特点，西班牙、德国等其他国家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没有法国的古典主义那么明显。法国的古典主义形成于 17 世纪，内容主要是关于激情与国家荣誉，从体材上说就是悲剧、诗歌。实际上，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启蒙运动领军人物就反对古典主义，像伏尔泰、狄德罗等。古典主义的" 三一律 " 到浪漫主义时期被彻底推翻。雨果在 1827 年发表《克伦威尔》，提出了浪漫主义宣言，同时，他身体力行地写了剧本《欧那尼》。在这个剧里，" 三一律 " 被彻底抛弃。

浪漫主义写自由的心灵，写人与自然的关系，写爱情，写大场面，写一些异乎寻常的情节、异乎寻常的人物性格，比如《巴黎圣母院》里面驼背的人居然那么善良。

十几岁：您如何看待《悲惨世界》中的浪漫主义？

余中先：雨果把浪漫主义运用到了极致，博大精深的东西到他的手里被运用自如。他基于历史史料进行虚构，让我刚才谈到的农民的故事，在冉阿让身上得以延伸。而很多经不起推敲的东西他就一笔带过，比如说冉阿让突然进行了技术革新，成了富翁，当上了市长。种很难讲清楚，他干脆就不讲，你爱信不信。

另外就是雨果极力突出人物某一方面的特点，极其夸张。比如冉阿让，他在当市长时，听到一个叫商马第的人被误认为是他，被抓住即将要被判终身苦役。他知道肯定是误会，那么他去不去澄清，解救商马第呢？冉阿让经历了内心激烈的争斗，一夜白头，就跟我们中国戏曲里头，说伍子胥出韶关，一夜愁白了头是一样的。

事实上，《悲惨世界》中很多的章节是游离出去的，脱离故事情节，跳进跳出，夹杂了很多的议论。十几岁的孩子读的时候可能就把这些跳过去了，跳过去也没关系，孩子有抓住最要紧故事的能力。当然《悲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读法，可以只求情节，也可以在了解情节的基础上抓住人物性格，去探索小说更大更深的主旨和意图。

《鼠疫》的第一句话如下：

Les curieux événements qui font le sujet de cette chronique se sont produits en 194., à Oran. De l’avis général, ils n’y étaient pas à leur place, sortant un peu de l’ordinaire. À première vue, Oran est, en effet, une ville ordinaire et rien de plus qu'une préfecture française de la côte algérienne. 

在此提供两种译文： 

故事的题材取自四十年代的某一年在奥兰城发生的一些罕见的事情。以通常的眼光来看，这些不太寻常的事情发生得颇不是地方。乍看起来，奥兰只不过是一座平淡无奇的城市，只不过是法属阿尔及利亚沿海的一个省城而已。

——顾方济、徐志仁译文 

构成此编年史主题的奇特事件于194…年发生在阿赫兰。普遍的意见认为，事件不合常规，有点离谱。乍一看，阿赫兰的确是一座平常的城市，是阿尔及利亚滨海的法属省省会，如此而已。

——刘方译文

我们的理解：这是一个“寓言”，它可以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加缪笔下的奥兰，其实就跟世界各地千千万万的城市乡镇一样。当然，也跟我们中国的城市一样。

在平时：“那里的市民很勤劳，但目的不过是为了发财。他们对于经商特别感兴趣，用他们的话来说，最要紧的事是做生意。”

对未来，奥兰市民有着美好的憧憬：里厄医生送妻子去外地疗养的时候，对她说：“你回来时，一切会变得更好。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端。”而她，则眼睛里闪着希望的光，说道：“对，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而对鼠疫，奥兰的市民也跟世界各地的善良人们一样，始终浑浑噩噩。因为，天灾也好，人祸也好，都是人间常事，然而，一旦切切实实地落到自己的头上，人们往往会一下子难以相信其真实性，仿佛只有发生在别处的灾难才是“正常”的灾难，而唯有落到自己头上的灾难却是“灭顶之灾”。

我们知道，世上曾发生过无数次瘟疫，也有过无数次战争，而在每一次瘟疫和战争面前，人们总是会同样地不知所措。《鼠疫》中里厄医生也和我们曾经经历过各种各样瘟疫的人们一样，一点儿精神准备也没有。因此，在读《鼠疫》时，笔者这样的读者会理解里厄医生们为什么犹豫不定，也会理解为什么他们竟有那种既是担忧又有信心的矛盾心理。

盲目地相信，因为人的善良而鼠疫不会发生，这是迷信，也是愚昧，更是自欺欺人。如果这样，人们就没有警惕，也就不能预防未来发生的同类瘟疫，即人们已经经历过的那一类瘟疫。

一开始，与格朗这位公务员接触之后，里厄医生有过一种“愚蠢的”印象， “他怎么也不会相信，有了那么简朴奉公、连癖好也是无可指责的公务员，这座城市竟会遭到鼠疫横祸。说实在话，他无法想象这样一些癖好竟然会出现在鼠疫横行的环境中，所以他认为鼠疫实际上不会在我们的居民中蔓延开去。” 里厄医生的这种感觉，颇有些十八世纪伏尔泰的众多同时代人当年面对里斯本大地震时的那种震惊。

《鼠疫》中有这样的一种寓言描写：“雅典受鼠疫袭击时连鸟儿都飞得无影无踪；中 * 国 * 受灾的城市里尽是默不作声的垂死的病人；马赛的苦役犯把血淋淋的尸体堆入洞穴里；普罗旺斯省为了阻挡鼠疫的狂视而筑起了高墙；雅法城里丑恶的乞丐；君士但丁堡的医院里，硬泥地上潮湿而腐烂的床铺；用钩子把病人拖出来的景象；黑死病猖獗时到处都是戴口罩的医生，就像过着狂欢节一样；米兰墓地里成堆的尚未断气的人；惊恐的伦敦城里一车车的死尸，以及日日夜夜、四处不停地传来的呼号声。”

但是，知道这一切的奥兰人一开始依然根本没有对“他们的鼠疫”予以重视。

读过了小说的第一句，我们再来看它的最后一句：

Écoutant, en effet, les cris d'allégresse qui montaient de la ville, Rieux se souvenait que cette allégresse était toujours menacée. Car il savait ce que cette foule en joie ignorait, et qu'on peut lire dans les livres, que le bacille de la peste ne meurt ni ne disparaît jamais, qu'il peut rester pendant des dizaines d'années endormi dans les meubles et le linge, qu'il attend patiemment dans les chambres, les caves, les malles, les mouchoirs et les paperasses, et que, peut-être, le jour viendrait où, pour le malheur et l'enseignement des hommes, la peste réveillerait ses rats et les enverrait mourir dans une cité heureuse.

译文选的是这两种： 

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因为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所看不到的东西，他却一目了然。他知道，人们能够在书中看到这样的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顾方济、徐志仁译文

    在倾听城里传来的欢呼声时，里厄也在回想往事，他认定，这样的普天同乐始终在受到威胁，因为欢乐的人群一无所知的事，他却明镜在心；据医书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刘方译文 

我们的理解：这是加缪给世人的一番“预言”，他警告我们，这样的“鼠疫”还会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发生在如今和未来的任何一个时刻。

其实，当我们忘记了在面对“鼠疫”（种种瘟疫、战争、灾难）时我们曾经团结一致地抵抗过，当我们不再对“鼠疫”的发生保持警惕，当我们重又浑浑噩噩地沉湎于物质的享受，不求精神的纯洁，当我们只顾安于现状，只顾维持固有的价值标准，不再追求真理，认识真理，那我们就离新的“鼠疫”爆发已经不远了！

善良的人们，往往也是善忘的人们。

在加缪的笔下，鼠疫一结束，恐怖一过去，人们就把它忘却了。人们“不顾明显的事实，不慌不忙地否认我们曾在这样的荒谬世界中生活过，在那里，杀死一个人如同杀死几只苍蝇那样，已成为家常便饭”。而对这些“记吃不记打”的俗人们，“鼠疫”还是会卷土重来的。

《鼠疫》的最后那一段话，尤其是这句“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也使我们不由得联想到圣经《旧约·传道书》（1；9）的那一句：“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是啊，“太阳底下无新事”。但人们总会忘却似曾相识的罪恶，直到被再次惊醒。

善良的人们，你们要警惕啊！

大南三号

在厦门大学工作生活的第六个年头，搬来国光专家公寓居住，我留意到，我公寓大门的对面就是曾经让我念念不忘的“大南三号”。

记得以前参观校史展览时，看到过有对大南新村那几栋小洋楼的专门介绍，说是那里就是当年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地点。但我忘记了是那里六栋楼中哪一栋才是，因为离南普陀不远的大南新村一共有造型几乎一样的六栋楼。

几天观察下来，发现，其中的五栋楼都被用作了学校和地方的办公机构，例如厦大校友会、厦大教育发展基金会、厦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逸夫楼西餐厅等机构，只有三号仍然为居民住所。

一日傍晚，我和太太购物回来，见一老年女子在大南三号的大门前坐在一把椅子上静等，我便上前问她是不是就住在这里，一来二去，话题就落到了她家房子的历史上。我说，听说，大南这一带的房子九十年前曾是中共福建省委的一个秘密活动地点。那女子听了我的话，眼睛顿时放出光来，说是：“就是我们家”。我则说我们就住在对面，她一听就说，那是厦门大学为外聘的教授和专家新装修的公寓。大概是见我们面善，又谈到了她家的房子的“光荣”历史，就诚心诚意地邀请我们进她家一坐。我们怕有所打扰，表示谢绝，她却一再强调“不打扰的。”并说她正等待外孙女放学回来，正好一边等她，一边陪我们聊一聊。

于是，我们进了院子门，只见房屋是一栋两层楼的小洋房，一家人住还是很宽裕的。上面三楼是阳台，种了不少绿植。大门前有几处猫窝，看来是主人为流浪猫特地安的家。

这位姓吴的退休女子为我们泡了茶，拿出点心给我们吃。她对我们说，大南的六栋楼，应该都是她“杨”姓婆家的祖上某代人建造的，祖辈上的好多人都去南洋谋生了，后来，这些华侨的祖产中五栋楼都先后捐赠给了国家，成了学校的公产，只有大南三号仍为私产，住了她们一家。

为了解更多关于“大南三号”的故事，我又去校史室参观了一下，只见校史的“革命历史”部分的某个展厅入门处便是大南三号小楼的大照片。据记载，早在192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肖炳实当年就是以厦门大学教授的身份住在这里，并将住处辟为中共福建省委开会的秘密据点。

这是1929年到1931年间的事情。肖炳实以厦门大学教授身份和社会地位作掩护，保护了每次在大南三号（当时还叫大南新村16号）开的党的会议的安全。每次开会，他妻子负责购买食物，为开会人提供用餐。他十岁的儿子肖纯，担负起放哨的职责，在楼外场地边玩耍边放风，发现有陌生人来，他就赶紧回家报告。

另外，肖炳实除了为省委开会提供自己住的大南三号作为秘密据点外，每次党中央派人来厦门，肖炳实都安排来人住在家里。

1931年，中共福建省委被破坏，肖炳实在省委联系人陶铸的帮助下，巧扮和尚虎口脱险，转道漳州南山寺、泉州开元寺去上海。之后，肖炳实长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其间有很多故事。1943年，他因战乱一度脱离了党组织，在故乡江西萍乡开办学校。抗战胜利后才与党重新获得联系，恢复了党籍。

面对着大南三号遮掩在郁郁葱葱的树丛中的小洋楼，我思绪联翩，当年，共产党人为求真理，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开会活动，稍有疏忽，就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也正因如此，当时许多与会人员连肖炳实也不被告知其真实姓名。直到建国后，肖炳实才从陶铸口中获知当年进出他家的人有叶飞、廖华等同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肖炳实先在全国总工会任俄文翻译，后历任全国教育工会副主席和中华书局副总编。后来，他的儿子曾不解地问父亲：“您出生入死，终于迎来了全国的解放，为什么却只当了副总编？”肖炳实对儿子说：“有多少人为全国的解放而牺牲了，我们能活下来，已是十分幸运，我们应该感到知足，而不应有所抱怨。”他还说：“干革命是为追求信仰，不是为了地位名誉。对不公正的待遇，不计较，不考虑，考虑的是党的事业重于泰山。”

闹革命不为图财，不为做官，只求信仰，是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范。所谓不忘初心，大概是说应该记得当年的革命意愿，既要冒流血丢脑袋的危险，又不图打下江山掌大权的前途，只为一种公正的“主义”，这才是革命者的本分。

……时光过去了整整九十年，大南三号小楼中不时会传出悠扬的钢琴声，穿过树丛，来到我的耳畔。应该是杨家的那个又说英语又跳绳又逗猫的小外孙女在弹琴吧。一个小学生的幸福童年中的一段旋律，牵出了我的缕缕遐思，小小的一栋洋楼，里面竟然藏有那么一段厚重的历史……

这一篇原载《中华读书报》2020年12月2日

    1，能谈谈您童年时代的阅读吗？最喜欢的书有哪些？有特别喜爱的人物或主角吗？

    余中先：童年时看的多是小人书，《杨家将》《水浒》《西游记》等。家中也曾订阅《小朋友》《儿童时代》等少儿杂志，每期都是当天收到当天读完。

小学时，记得阅读过的有《军队的女儿》《强盗的女儿》《五彩路》《家庭问题》（作者胡万春）《高玉宝》（作者高玉宝）等，都是“十七年”的作品。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智勇双全的英雄形象。

外国文学的作品都是不让读的，直到“文革”，有一些图书馆中的书流散到社会上，才有可能读到。记得当时读到一本诗歌，既无封面也无封底，读了也莫名其妙，多年后才知道，那是雨果的一本诗歌集。

    2，哪一本书您希望所有孩子都能读到？您最希望自己的子女读的书有哪些？为什么？

    余中先：《西游记》，主人公孙悟空既是人也是动物，具有反叛精神，本领也大，相信会对所有的孩子有所启发。

    3，您会通过孩子或学生的推荐阅读吗？比如说？

    余中先：以前不会，因为阅读是工作的一部分，为工作而读，更多的是为“有用”而读。

    现在我已退休六年，聘在厦大，而在学校中，学生的阅读也会影响我，比如他们当年推荐了约翰·威廉斯的《斯通纳》，我就读了。后来我读李洱的《应物兄》，也会联想到那一本《斯通纳》。

    4，您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书，最难忘的是哪一本？

    余中先：十三四岁时读到了《水浒》，是分多次读完的，因为一开始，读的是七十一回本，只读了上册（第一到第三十五回），而接着读的是一百二十回本，只读了中册（第四十一回到第八十回）。好几年中，第三十六回到第四十回一直是空当。而这空当，还是在我上山下乡之后才读“满”的（那时候因领袖的号召，全民读《水浒》）。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人物是鲁智深和武松。我不太喜欢宋江，最同情的人物是林冲，逼上梁山，让人有一种“天下英雄谁似我”的意味。

    5，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您读这本书的时候多大，它改变了什么？

    余中先：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主人公的个人奋斗给了我榜样的力量。

    文革开始，我才读小学五年级，因为家庭受到了冲击，个人有些苦闷，十分想融入到“革命造反”的行列中，但始终有些“阻碍”。十六岁时上山下乡，读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明白到一个人还是要不断奋斗的，不能被各种各样的困难、折磨、委曲所压垮。多年后，走上法语文学翻译研究之路后，我还在各种场合写到、谈到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尽管，多年后的现在，我对这部小说以及作者有了更理性的认识，更客观的评价，这并不妨碍，它曾经给了我前进道路上的一股动力。

    1，您的枕边书有哪些？（如果您不喜欢躺着看书，可以理解为经常阅读的书为泛枕边书）

    余中先：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追忆逝水年华》，每天晚上睡之前翻一翻，按照书签，头一天读到哪里，就从哪里继续下去，读到困意渐生……

    另外一段时间，则是《西南联大国文课》（刘冬导读）。

    现在没有枕边书了。原因很简单：一方面视力上比较吃力，另一方面，也怕影响老伴的睡眠。

    2，您喜欢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读书？

    余中先：上大学之前，借来书之后，会以最快速度读完，无所谓时间与地点。现在，更喜欢在阳台上，因为那里光线好，从“字里行间”到“天际线”，一秒钟就过渡了。退休之前，往往是上午工作（写作、翻译），下午阅读。现在时间更多了，但还是习惯下午午睡之后来读。偶尔，也会在地铁上、高铁上、机场中读书，但感觉怪怪的，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在那里看手机，就你一个人读书，是不是有些“曲高和寡”的意味呢？

    3，让您感到“真正了不起”的是哪本书？

    余中先：可以说是两本吧。中国的《红楼梦》和法国的《追忆似水年华》。这两部名著分别是两国文学史中的最重要的经典，都写一个或几个家族的兴衰，又有众多人物各别的丰富的情感世界，还有他们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私人关系（爱情、友谊等等），而且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两部作品有不少可比较的地方。

    4，您最喜欢哪一类文学类型？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趣味？

    余中先：以前没有，但现在偏爱有以史实基础的虚构作品，自我虚构、自传性小说、历史小说，传记式的虚构，甚至是“他向虚构”。由于工作的关系，多多接触了1980年代以来法国的这一类作品，罗伯-格里耶的，西蒙的，艾什诺兹的，等等。

    5，有什么书曾激发您的翻译或创作欲望？

    余中先：法国19世纪后期于斯曼的《逆流》的博学、通达、百科全书味道的写作给我很大的刺激。全书大约二十个章节，每一章都写社会生活或文学艺术的一个侧面，翻译起来难度很大，但我很喜欢这样的挑战。这也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部译作。

    奥诺-迪-比奥的《潜》的对现代文明的深刻思考也让我感觉很来劲。我还因为这部作品中的翻译而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这些话都已经在不同的场合说过了。

    6，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会记笔记吗？喜欢快是慢读？

    余中先：会的，很粗略地记几条。

    至于快读与慢读，则要看作品，不同的作品或说不同的工作状态，会有不同的读法。例如，我当了十二年的傅雷奖评委，每年要读几十本参评的书，初评时，肯定是快读，有个大致的印象和判断，但到了终评，不光是慢读，而且还要对照法语原著来阅读众多的细节，并审查译文的质量，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了。

    7，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什么时候，在哪里，读什么，以及为什么）

    余中先：四十年来，四读《鼠疫》就是例子。第一次读是大学本科期间，为写毕业论文而读，读出了《鼠疫》的反抗思想，以及主要人物的形象分析。二读是在2003年的非典期间，读出了群体反抗的形象与为什么反抗的理由（当然是加缪的理由）。三读是在2019年11月，为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读《鼠疫》读出了“寓言”和“预言”，并在12月的广州会议上说到，人们总是善忘的，瘟疫过后，人们会忘记教训，以至于等到下一次瘟疫来袭时，依然会惊慌失措、束手无策。谁知，今年在全世界就发生了“新冠病毒肺炎”的大流行，而国内国外的人们一时间里又一次陷入到了茫然和无奈之中。今年又有了四读，其结果是好几次在线上的讲座，谈法国文学与瘟疫的话题。

    8，您最期待有人完成的书是哪一本？

    余中先：谈“文革”时期众生相的小说。

    9，哪一本书是您以为自己会喜欢其实不然的？有没有读过名不符实读后大失所望的书？

    余中先：我译了萨冈的《你好，忧愁》之后，再去读她的其他作品，不料，却发现不太对我胃口了，我不好说她的其他作品不好，只能说我对她的期望过高。

    10，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余中先：有，比如《局外人》和《加缪》。

    上面谈到的加缪的《鼠疫》就是例子，他的另一部《局外人》我也读了多遍，当然主要是因为需要给学生讲课和作讲座，不得不多读，但每次读都会有新的体会和领悟。

    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也有些类似，多次读，从最初年轻时只满足于把握故事情节（只读故事，跳过几个关于建筑话题的章节），到为了解何为浪漫主义文学而做的对人物形象的对比（雨果小说美学的对照原则：即互为对照的极端性格），再到书中对巴黎建筑的思考，最后还有关于“这一个将会杀死那一个”的反思（对人类文明进程不同阶段的反思）。

    11，您最崇拜的作家是谁？

    余中先：加缪算是一个。雨果也算是一个，雨果什么都会写，我指的是文类，小说、戏剧、诗歌、游记、政论，真的是天才。

    12，您在翻译过程中最享受的是什么，最困难的呢？

    余中先：最享受的是翻译上句时，猜到了作者下句会说什么。所谓“心有灵犀”吧。

    最困难的莫过于翻译遇到难点却查不到相关的信息，无法理解透原文中的一些言外之意，或者知识背景。

    13，您的私人藏书有何特点？有什么让人大吃一惊的书吗？平时用什么方法整理书籍？

    余中先：没有特点，因为翻译了法国人的《理想藏书》，所以见到那里头提到的书目，还是会关注的。

    14，对您来说，翻译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余中先：翻译就是两种文明之间的摆渡，来来回回中，看到了彼岸的风景，自己也进入了风景，然后形成另一道风景，可以告诉人，这就是原来我看到的那一片风景。

    15，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余中先：我突发奇想：可以邀请陆文夫和玛丽·恩迪耶（《美食家》和《女大厨》的作者）。大概是因为多年之前对陆文夫的《美食家》偏爱，对中国的美食，我也偏爱淮扬菜。后来，在翻译《女大厨》时，也曾打着“体验”的旗号，在北京和厦门多家餐馆吃中餐和西餐。中餐还是喜爱淮扬菜，西餐则还是法国菜，当然我吃得不多，谈不上是饕餮之徒……

本文为笔者为法国作家维勒贝克最新小说《血清素》中译本而写的序言，这里有删节（已经发表在了《书城》杂志2021年第2期）上。

《血清素》由金龙格翻译，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敬请关注。

因为某种技术原因，无法在此发文字，只能发图片，请读者原谅和理解。

重读加缪的《鼠疫》

小说的第一句话：

故事的题材取自四十年代的某一年在奥兰城发生的一些罕见的事情。以通常的眼光来看，这些不太寻常的事情发生得颇不是地方。乍看起来，奥兰只不过是一座平淡无奇的城市，只不过是法属阿尔及利亚沿海的一个省城而已。

我的理解：这是一个“寓言”，它可以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小说的最后一句话：

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我的理解：这是一番“预言”，它还会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发生在如今和未来的任何一个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