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文艺报》记者 王杨对我的采访

（原载2018年9月7日《文艺报》）

 余中先，浙江宁波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世界文学》前主编，傅雷翻译奖评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 翻译介绍了奈瓦尔、克洛岱尔、阿波利奈尔、贝克特、西蒙、罗伯-格里耶、格拉克、萨冈、昆德拉、费尔南德兹、勒克莱齐奥、图森、埃什诺兹等人的作品。并有文集《巴黎四季风》《左岸书香》《是禁果，才诱人》《左岸的巴黎》等。被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记 者：首先恭喜您获得鲁迅文学奖翻译奖，得知获奖消息您有何感受？

　　余中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虽不在我期盼之中，却也感到由衷高兴。

　　若把翻译比作种地，我们似乎可以说：作为翻译者，读原著，读相关材料文字，查词典，搜谷歌，一字一字地敲键盘爬格子翻译，与作家通电邮交流提问请教，这些都是在选种播种耕耘栽培，而图书的出版便是收获。至于获奖，已经是意外了。好比自家养的母鸡不仅下了蛋，而且这蛋还卖了个好价钱。

　　这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翻译奖，是对我工作的某种肯定：几十年持之以恒的文学翻译还是可以干出一些名堂来的，当然前提是，态度要认真，工作要细致，外语要学好，汉语也要好。在这个方向，我还没有达到顶点，还能有所长进。

　　记 者：《潜》这部小说的翻译算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吗？翻译过程中有哪些部分或者工作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余中先：这部小说的翻译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小说虽然是用法文写作，但写的是一个最终死在阿拉伯的西班牙女人的故事，因此文中有很多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的句子和单词。我不懂西语和阿语，在翻译时不得不求助于专家。所以说，翻译外国文学，光懂一门外语似乎远远不够。在翻译《复仇女神》的时候，作品中也有大量的德语和俄语，需要求助于外文所的同事。我自己准备了德语、西语等各种语种的词典，便于查阅。借助字典和向专家请教，就有了自信，翻译也就可做了。

　　翻译《潜》时，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部分。翻译小说最后几章描写海中潜水的段落时，我觉得特别亲切，因为在翻译之前，我刚好在澳大利亚旅游时体验了潜水项目，那一段的潜水经历，几乎与小说男主人公塞萨第一次下水的细节和感觉一模一样，我觉得作者早就把我能有的感觉写到了极致，翻译这段文字时，头脑中出现的就是自己在海水中潜行的情景，就像重新体验了一次一样。我觉得翻译能做到如此，实在是太妙了。

　　记 者：您是怎么做起文学翻译的，还记得翻译的第一部作品吗？

　　余中先：我最初学外语时，听说写读几项发展得并不是特别全面，总是觉得20多岁再去学，比人家十几岁就学的还是反应慢，但我在笔头方面并不落后，就觉得要把这个重点给保住，不能丢，所以花更多时间在笔译方面，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已经翻译了一些东西。

　　我最早翻译的文学作品是弗朗索瓦·萨冈的《你好，忧愁》，1988年出版。书出版后我就出国留学，1992年回国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工作，这期间柳鸣九先生牵头主编了一套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其中我翻译了保尔·克洛代尔的《缎子鞋》，于1992年出版。

　　记 者：您从事文学翻译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变化？

　　余中先：的确，我做文学翻译前后算来已经有30多个年头，出版的书也有六七十本。我先是翻译了一些国内没什么人翻译的法国作家的作品，如奈瓦尔、克洛岱尔、吉罗杜，因为想填补空白；后来又专门选新小说作家，或说是午夜出版社的作家，如贝克特、西蒙、罗伯-格里耶、图森、埃什诺兹等人的作品来翻译，因为文学趣味相似。近几年来，我翻译的法国获奖作品多了一些，也是与自己对法国文学创作的美学倾向的研究相关。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品我翻译了五六部，如费尔南德兹的《在天使手中》、埃什诺兹的《我走了》、利泰尔的《复仇女神》、维勒贝克的《地图与疆域》、热尼的《法兰西兵法》等，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的作品翻译了五六部，如图尼埃的《礼拜五》、吉尼亚尔的《罗马阳台》、法伊的《长崎》、奥诺-迪-比奥的《潜》、桑萨尔的《2084》等。

　　现在和刚开始做翻译时还是会有些变化。刚开始做翻译时，拿到一部作品先规规矩矩地通读好几遍，然后在稿纸上写写画画，做做笔记。现在对于作品和翻译比较熟悉之后，基本通读一遍，将精彩之处或者比较难的地方先画出来做个参照，翻译时就顺着作品的语言节奏走，不像以前那样一段一段地反复重读了。

　　另外就是对于之前的一些翻译，会不断地有所修正。比如我最初翻译克洛代尔和奈瓦尔的作品，他们的语言都比较有难度。克洛代尔的《缎子鞋》是诗体语言，翻译的时候我觉得比较难，当时是按照戏剧的散文体方式翻译的。之后这本书再版时，我觉得译成戏剧体不妥，又重新翻译，将它恢复成了自由诗的诗体形式。

　　记 者：您翻译了很多当代文学作品，为什么会选择这类作品？说到当代作品，也有人觉得因为时间关系，不容易确定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您在翻译时会有这样的顾虑吗？

　　余中先：的确，我比较少翻译19世纪以前的文学作品，因为译本已经很多了。翻译当代文学较多，一方面是因为出版社关注，还有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的文学兴趣。

　　至于提到的这种顾虑我也会有。改革开放40年了，前期我们介绍国外文学作品时是一个追赶的状态，译介的经典相对比较多。而在译介当代作品时，我们对有些作品也会把握不准。这时候就需要专业的眼光，选择作家作品时，要更多地看到其文学价值。说到文学价值就要谈到午夜出版社的新小说作品，这些作家的作品在法国的读者也不多，被翻译到中国后也不是广受大众欢迎，但喜欢的人喜欢得不得了，这些作品对中国的写作者和文学研究者还是有一定帮助的。我们翻译这些作品就是告诉中国读者，这是法国文学中一个新现象，或者说是我们认为在文学史上站得住脚的作家作品，这就需要一个判断，需要眼光和运气。

　　还有很多外国作家作品在被翻译成中文时在本国已经不那么受关注了，或者一种文学潮流已经慢慢淡化。但这不妨碍我们继续去介绍和评价，因为他们的作品对于中国读者还是有营养的。

　　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觉得很好的一本书，翻译出版之后卖得并不好。比如《你好，忧愁》，我们认定它是法国文学中一个阶段性的有亮点的作品，但上世纪80年代翻译后并没有什么反响，究其原因，书中所反映的一些社会问题在当时的中国还不普遍。但到了新世纪，“反叛的一代”的问题就比较明显了，所以这本书再版后，就受到了众多读者的欢迎。这也说明，一部作品成为经典必然是有原因的，外国作品被翻译到中国后的命运很难和它在本国的一致，即便这部作品反映了普遍的人类情感或命运，但这种价值在某个时代不一定能显现出来，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又会凸显出来。

　　记 者：很多译者谈翻译时都会提到和作家的交流，在翻译过程中，和作家或者出版社的沟通对于译者的帮助应该是很重要的。

　　余中先：是的，翻译经典作家的时候要找到他作品的最好版本，翻译当代作家的关键是要拿到他的email（笑）。

　　翻译《潜》的时候，我曾有几处难点解决不了，始终查不到答案，就需要直接问作者。于是我发邮件给伽利玛出版社，结果被出版社的编辑挡驾，说是作者很忙，没空回答那么多译者的问题，不过这位编辑自己很耐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翻译法国新小说的时候，我翻译了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反复》。这部小说的书名“reprise”在中文中也有“重复、修复、重来、重做”等意思，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就给作者发传真请教，但作者迟迟没有回复，后来，在我即将做完最后修改的时候，我收到了罗伯-格里耶传真过来的回复。他解释说，重复是照原样复制，而反复是把握住一个主题，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叙述一遍，这与以前的叙述并非完全相同，而是有反复论证的过程，以求推向更远。由此我明白，小说是对作者自己作品的反复，同时也是对作者自身文化背景的反复。最终定稿时，我将书名确定为《反复》，这一翻译也得到了作者的认可。

　　与作者沟通并不是有了问题就去问作者，词汇和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通常是自己查，与作者交流的更多是关于理解方面的，多数情况下，是译者有了某种猜测，需要向作者求证和加以确定。

　　记 者：您印象中，最有挑战性或者比较困难的翻译是哪部作品？

　　余中先：最具挑战性的作品是于思曼的《逆流》，最具挑战性的作家是新小说作家克洛德·西蒙。克洛德·西蒙作品的特点是长句子，最初翻译他的《植物园》时觉得很难，之后又译了《常识课》《有轨电车》等作品，解决了翻译长句子的难题，就轻松多了。翻译西蒙的作品就像在磨刀石上磨刀，试过之后，现在再翻译《女大厨》这样类似的有长句子语言风格的作家，相对来说就不那么难了。

　　我认为翻译过程中碰到的最难的问题是人家语言中的微妙之处，在我们的语言中没有相对应的表达，比如一些文字游戏，没办法反映出原文的妙处于是免不了需要以注释的方式向读者做一说明。当然反过来也一样，中文里面的妙处有时也很难用外文来传达和反映。在翻译时，需要去寻找贴合原文的表达方式，但有时候找不到，就需要在汉语体系中找到能够反映出语言特点的表达方式，这一点在诗歌翻译的押韵和节奏把握上体现的比较明显。

　　记 者：翻译中既要让读者能够理解，又要贴合原文，这个度怎么把握？

　　余中先：我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可以表达该文化和民族的思想，用本民族的语言来表达本民族的思想有一定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思想就不能表达了，思想的表达是可以通过翻译传递的。通过法语传达的法国人的思想，在汉语中肯定能找到可以替代的传达思想的表达方式。难度在于译者能不能找到这种表达方式，以及这种表达能不能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有时候我们觉得某些译文的翻译腔过重，是因为译者还没有找到汉语中相对应的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一些新的名词或表达方式大家一下子接受不了，也没有关系，先翻译过来，随着时间的发展再慢慢地被人所接受，有时候翻译也会对我们自己的语言表达形成一定的影响。

　　记 者：您在不同文章中谈到文学翻译时都反复提到，翻译也是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另外，您长期在《世界文学》杂志工作，后来还曾担任杂志主编。对于您来说，学术研究、翻译和文学编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余中先：我到了社科院外文所之后，一直从事《世界文学》的编辑工作，开始我是当普通编辑，工作的担子比较轻一点，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做翻译，尽管当时翻译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出版。外文所也有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做翻译的传统。《世界文学》的老主编高莽、李文俊等老先生都是富有成就的翻译家，所以自觉或不自觉地，翻译这条路就走下来了。

　　《世界文学》有一个传统，就是编辑对文学和文字要敏感，作品好在哪里要能够讲出来，要有一个“专家”的眼光。在阅读了很多作品之后，对于选择那些在文学史上立得住、或者未来能够进入文学史视野的那些作家和作品的眼光，是一个历练。我在《世界文学》学到的第二点就是认真的态度，翻译错了的或者用哪个表达更好，都要一字一字地改稿子，这种认真的工作态度也同样延伸到了我们自己的翻译工作当中。认真就是老实，老实就是信达雅中的信。

　　翻译的时候要更深地了解这个作家的特点，他在文学史的位置以及他写作方式和文风的变化，这就属于研究的范畴了。另外，翻译作品之后，为了使读者加深对于作品的理解，还需要提供作者的相关资料，写前言后记，这也是研究和翻译并重。具体来说，在翻译的时候要完全随着作品的文风来走，但也需要了解作家之前的创作特征。比如法国作家维勒贝克，我曾经翻译过他的《一个岛的可能性》，基本了解他的文风，但后来发现他的文风有了变化，在翻译当中就要追随他的文风，所以研究作家和翻译作品是相辅相成的。再比如《潜》的题目“Plonger”，在法语中有“潜水”“浸入”“扎入”等意思，也可以引申为“远眺”或者“专心致志于……”用作题目含义是十分丰富的，有种影射的意味在里面，经过思考，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最广义的“潜”。这既是基于研究文本的判断，同时也是在做编辑时炼字炼句的习惯使然。

　　翻译《潜》这部作品，虽然是应出版社之约，但我在翻译过程中觉得小说比较有意思，就写了一篇文章，谈到“潜”的更深一层意思是“潜入另一种文明的可能性中”，小说的男主人公认为欧洲虽然也存在危机，但还是尚可苟活的地方；而女主人公帕兹则对欧洲当代文明逐渐形成了一种否定的看法，认为只有在另一种文明，即海洋文明中，才能找到真正的宁静、和谐、生动，她后来去到海边生活，实际上是在远眺一种非现代文明的“文明”。我总认为，翻译比研究更基本，同时翻译要与自己的研究（教学）相结合，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原著，把握作者的风格、作品的特点。同时，翻译也是一种学习，每一次翻译一部作品，都觉得自己有所提高。

　　记 者：可否详细谈谈您的翻译观？

　　余中先：我没有特定的翻译观，我不是搞翻译理论的，也不想把个人实践方法上升为某种理论。我的想法就是像前辈杨绛先生所说的“一句一句地译”，老老实实地按照原文翻译，但是这并不妨碍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想着作品和未来读者的接受。

　　我觉得对于文学翻译来说，译者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或者素质，比如经常提到的精通外语、扎实的中文功底、良好的文学感悟、严谨勤奋的工作态度等等，但最为基本的就是两句：“忠实地理解外语原文”“用相应的汉语来表达”。翻译界历来争论的三个观点“信、达、雅”，都包括在这两句话里了。我很认同余光中谈翻译的一个观点，他说：“译者其实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也就是说，译者必定相当饱学，也必定擅于运用语文，并且不止一种，而是两种以上：其一他要能尽窥其妙，其二他要能运用自如。”

余中先：一个高产、广博而纯粹的大翻译家

余中先：浙江宁波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前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傅雷翻译奖评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现受聘为厦门大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语言文学专业77级本科生，81级硕士生，1988到1992留学法国，在巴黎第四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长年从事法语文学作品的翻译、评论、研究、编辑工作，翻译介绍了奈瓦尔、克洛岱尔、阿波利奈尔、贝克特、西蒙、罗伯-格里耶、格拉克、萨冈、昆德拉、费尔南德兹、勒克莱齐奥、图森、埃什诺兹等人的小说、戏剧、诗歌作品八十多部。并有文集《巴黎四季风》《左岸书香》《是禁果，才诱人》《左岸的巴黎》《余中先译文自选集》等。被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网上文谈 栏目主持/采写：舒晋瑜

　　余中先是个纯粹的人。

　　他的翻译是纯粹的，没什么功利心；最早的翻译仅仅希望能“填补空白”，国内几乎无人翻译的法国大作家，奈瓦尔、克洛岱尔、吉罗杜……译完就放入抽屉，它们接下来的命运如何，似乎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此后，他又专门选新小说作家的作品来翻译，多半也是因为趣味相投。

　　近几年，因为研究法国文学创作的美学倾向，他翻译的获奖作品多了一些，如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费尔南德兹的《在天使手中》、埃什诺兹的《我走了》、利特尔的《复仇女神》、维勒贝克的《地图与疆域》和热尼的《法兰西兵法》等，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的作品他也翻译了五六部，如图尼埃的《礼拜五》、吉尼亚尔的《罗马阳台》、法伊的《长崎》、奥诺-迪-比奥的《潜》和桑萨尔的《2084》等。

　　他唯一认准的，是翻译要与自己的研究或教学相结合，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原著，把握作者的风格、作品的特点。粗略一数，余中先的主要学术成果目录上，统计了百十种译著。即使包含一些重版，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也许恰恰是他的不慕虚名和超脱自如，反而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在几十年持之以恒的文学翻译之后，2018年8月，余中先翻译的《潜》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1978年，余中先考上北京大学法语系，四年后又读研究生，从此决定毕生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研究翻译

　　中华读书报：考入北大，选择的就是法语系吗？

 

　　余中先：我十六岁上山下乡，在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围垦海涂，生活条件极其简陋，劳动强度也很大，加上我的家庭身份“偏高”，上学入伍等各种机会几乎不会落到我身上，一度觉得前途渺茫。在那时候，我借到了一册破残不全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几乎一口气读完。主人公不畏生活的艰辛，坚持不懈地与命运抗争，他的勇气和毅力教育了我，让我在逆境中始终保持住奋斗向上的信念。因为知道一点法国文化，喜欢罗曼·罗兰、雨果等作家，所以有机会参加高考时，我选择了法语。

　　1978年考上北大，学生们比着用功，用老师的话说，我们这帮孩子“玩命”地学，舍不得浪费时间，一天到晚钻在资料室、在图书馆看书，暑假舍不得回老家，连续四年都这样。读了研究生之后，转向文学的研究翻译。研究生毕业后，其他选择都排除了，就选择到《世界文学》杂志。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选择《世界文学》？

 

　　余中先：社科院外文所有一批学术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师长，我心里想走他们这条路，能够做些事，给国家做些事，也能显示自己的价值。

　　1984年去《世界文学》，后来赶上出国潮，去法国攻读博士学位。到1992年，我从巴黎读完博士回国，继续从事法国文学的出版、研究和翻译。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写一些东西，关注外国文学的动态，也有长篇大论。

    中华读书报：您在《世界文学》三十年，如何评价《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余中先：整个80年代，是《世界文学》最兴旺的时候，一方面，十年“文革”结束后，广大读者迫切需要接触新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外国文化的新鲜食粮。另一方面，研究者翻译者工作热情迸发，翻译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上发表的重要作品有卡夫卡的《变形记》、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选）、兰姆的《伊利亚随笔》、塞弗尔特的《世界美如斯》、卡彭铁尔的《人间王国》、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选）、索因卡的《沼泽地居民》、巴尔加斯·略萨的《酒吧长谈》、卡尔维诺的《不存在的骑士》、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格拉斯的《猫与鼠》、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选）、布利克森的《走出非洲》（选）、福克纳的小说《我弥留之际》等。

    90年代，余中先更多地翻译午夜出版社出版的“新小说”，他觉得这些作品与自己心心相通

 

　　中华读书报：您最早翻译的法国作品是哪一部？

 

　　余中先：1987年，有出版社找我翻译萨冈的小说，我选择了《你好，忧愁》。小说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引起读者的关注。2006年修改后再版就不同了。这说明，作品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反响。二十年后，我发现自己原先的译文还是有可以修改之处，也惊叹自己年轻时候的朝气和才华。现在让我译，有些句子可能译不出来。翻译家是慢慢成长的，总能在早先的译文中发现自己的错，但后来再读，往往也追不到那个时候译笔的妙处。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翻译法国文学的？

 

　　余中先：刚到外文所时，柳鸣九先生正在主编一套“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研究丛书”，当时出版了《萨特研究》《新小说研究》等好几种，在文学青年中反响还不错。他约我主编一本《克洛代尔研究》，这与我的兴趣一拍即合，我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先翻译了克洛代尔的《缎子鞋》《城市》《给圣母马利亚报信》这三个剧本。《缎子鞋》是散文诗体的剧本，柳先生建议不要写成诗行，我就做成散文体。差不多二十年后，吉林出版社再版《缎子鞋》，我把作品还原为诗体，修改了上万处，也算对克洛代尔有个交待。

　　人们无法把翻译家余中先专门和某位作家或者某类的文学作品或流派相联系。他说：“真正的翻译家应关注有意义的作品，不做无意义的重译。”

　　中华读书报：您对重译怎么看？

    余中先：我不强调重译，但我也不是绝对不重译。假如作品有一两个译本并非特别好，也许可以尝试重译。《小王子》已经几十个版本了，还在重译，意思不大。雨果、大仲马的作品一再重复翻译，这是一种浪费，依我看有四五个译本就够了，现在有十五六个译本，读者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哪个译本好。但对出版社来说，是占领市场的策略。

　　我曾经说过翻译出版现状是一流的选题、二流的翻译、三流的编辑。在国外畅销或获奖的书，出版界马上就注意到了，但译本却不一定好。因为要出一本外国图书，先要向外国作者付较高的版税，出版社就不愿意多给译者稿酬了。确定某个选题以后，出版社为了赶在最有利于销售的时机推出图书，必须抓时间抢速度，就找来多人翻译。这样一来，译稿在遣词、选句、文笔风格、前后统一方面都会有不协调的问题，难免出错。很多出版社又缺乏懂外语的编辑人员，不少译稿并没有经过严格校对就出版了。这样出来的书质量可想而知。

　　中华读书报：既舍得花时间下苦功，出版的译作如《理想藏书》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又是一位高产的翻译家，每年几乎都有几十万字的翻译作品出版。您是怎么兼顾的？

 

　　余中先：《理想藏书》早在1996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2011年由世纪文景新修订再版，不但对译文作了认真的修改、订正，补译了原书的序言、前言和后记，还增补了原书附录部分的诺贝尔文学奖和法国五大文学奖资料，同时对个别书目作了调整。我们还是要努力在文学方面挖掘好的东西。

　　我的效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以前，一般上午工作近四个小时，下午差不多三个小时，晚上不工作，做一些轻松的阅读。周末也常常在工作。现在退休了，节奏在放慢。我也很喜欢玩，每年都安排旅游计划。我生活有规律，不熬夜，几乎每天抽时间锻炼身体。

　　中华读书报：您自2001年起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工作，所选的作家很多在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余中先：这一点确实是引以为豪。我们所选的作品应该是法国最好的作家作品，那些优秀作家，只要有新的作品我们就很关注，同时还要作出判断，看它们是否能进入文学史，事实证明我们还是有眼光的。克里斯托夫·奥诺-迪-比奥的小说《潜》也是我们力推的。但是，后来发现作品比较难译。我就说我来译吧。

　　中华读书报：然后这部作品就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余中先：很巧合。小说的最后几章重点描写了在海中潜水的故事。我在翻译时感觉很亲切，原因很简单，2013年，在翻译《潜》之前我曾下海潜了一回水。潜水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翻译这本书。当时我在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旅游，有自费的潜水项目，不知道我脑子里哪一根筋搭错了，全旅游团就我一个报名下了水。那一段潜水的经历，几乎与主人公塞萨的第一次下水一模一样，连细节都一模一样。一年之后在翻译这部作品时，我有一种似曾相识、如鱼得水的感觉，我自己当真觉得仿佛又潜了一次水。

    网上查资料虽迅速便捷，但余中先在翻译于斯曼的《逆流》时，还是专门去了法国图书馆，走访了作者故居、墓地，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作者

 

　　中华读书报：《潜》是您译得最好的作品吗？

 

　　余中先：如果让我自己提名，我会选择《逆流》。上世纪90年代，当我首次把法国人的《理想藏书》翻译过来后，国内有读书人对照其中所选法国文学的篇目，发现有那么几部还没有中译本，其中就有于斯曼的《逆流》。

　　中华读书报：那么这部作品的翻译难度也很大吧？

 

　　余中先：网上查资料其实也迅速便捷，但我还是专门去了法国的图书馆，查找有关十九世纪的文化社会背景的资料，查阅其它学者所写的文章，还走访了作者故居、墓地。翻译完成后反复进行三次修改，2016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书中附录了和于斯曼同时代作家对《逆流》的评价，对于读者了解作品是一份宝贵的参考资料。我将翻译过程中搜集到的于斯曼故居、墓地、手稿等照片，一并放在书中，为读者还原一个更加丰满真实的于斯曼。

    中华读书报：自己选择翻译和出版社的“命题翻译”，有何不同？

 

　　余中先：在翻译态度上是一致的。我自己选择翻译，会有一种亲切感熟悉感，会借助我研究的基础选择偏爱的作家翻译。我心里有一张法国的文学地图，我知道作品的文学价值。我翻译过乔纳森·利特尔的《复仇女神》，它获得了2006年的龚古尔奖和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这部长达900页的小说以第一人称写成，讲述一个叫马克西米连·奥尔的纳粹军官的内心世界。这两年我译得多的作品大多是语言上很有探索性的。包括“午夜丛书”的一些作品，《女大厨》也是这样。

　　中华读书报：玛丽·恩迪亚耶的作品《女大厨》对您来说有何特殊之处？

 

　　余中先：《女大厨》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说，可说是一部烹调小说，也可说是一部女性小说，一部成长小说；它的写作特点是长句子，多段落，无章节，一气呵成。从句子结构上很有些像新小说作家克洛德·西蒙的小说，意识流的绵长的长句，从句套从句，一个段落往往只有一个句号，翻译起来有很大难度。在翻译中，我要去猜测，要根据语言的逻辑、动词的时态、句式的语态等去猜测。很多句子和段落的处理简直像是在猜谜语。

　　作为译者，余中先和米兰·昆德拉夫妇有过充分的交流

 

　　中华读书报：能谈谈和昆德拉的交流吗？

 

　　余中先：翻译中与昆德拉的联系局限于通过传真提问题。后来，去法国时约他见面，才识得了真人。昆德拉会让她太太帮助处理很多事情。他太太薇拉简直是一个阿庆嫂，拳打脚踢很厉害，跟出版商、译者、研究者打交道，各种公关事务都是薇拉的事。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您所了解的昆德拉？

 

　　余中先：昆德拉高大、略瘦，较沉默，但很善解人意，我们约会时，他怕我找不到地方，在电话中交待得清清楚楚，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我们一起吃饭的餐馆就在他们家楼下，昆德拉穿着拖鞋在路口等我，然后带我闯红灯过马路。我们出国都是很守规矩的，不会闯红灯，但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条街我很熟，意思是即便是红灯，也不会有车来。

　　他们楼下的餐馆是他们会见朋友的场所。昆德拉说我坐的那把椅子，一个星期之前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才坐过。我说我很荣幸。

　　我们见面后没有聊他的作品本身，聊得更多的是捷克文学，包括左派右派作家的作品。谈到《绞刑架下的报告》，他说这种书你也读？我说当然要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还谈到《好兵帅克》和《世界美如斯》，他很吃惊，说你还知道这些作品？我说不光这些，我们还读赫拉巴尔、霍朗。他问我对捷克文学怎么这么了解？我说我在《世界文学》工作，当然了解得更多一些。说起来，他也是个很矫情的人。他早先的作品基本上都被他自己抹掉了，留下来的是《玩笑》之后的十三部作品。

　　我们聊得很高兴，他说下次见面送你一张光盘。果然，下一次在一家咖啡馆又见一次面，送的光盘是他喜爱的捷克作曲家雅纳切克的音乐。

　　中华读书报：法国作家会关注译本的准确性吗？

 

　　余中先：会的。昆德拉就在约会时检查过我的译本《被背叛的遗嘱》的某一段，让我回译为法语。我胸有成竹地做了回译和解释，得到了他的认可。另一位作家艾什诺兹也查过我的译文。他不懂中文，但他会看。我们在巴黎第一次见面，我送他一本《我走了》的中文译作，他马上打开翻作品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我就知道他在关注什么：他小说中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在法语中是重复的，都是“我走了”。我就告诉他，“我走了”在中文译本里的表达几乎是一样的，但又有不一样的处理。开头译为“我走了”，最后一章译为“我就走”。

    中华读书报：您在翻译中和原作者的沟通，一般是针对什么问题？

 

　　余中先：就是通过电子邮件来提问，希望作者替我解决疑惑。比如，我认为这个词和另外的词意思如何如何，你是怎么认为的。要求得到对方明确的解释，提供我们所能理解的种种因素。但是，提问时译者要有自己的判断。

　　《复仇女神》虽然厚，翻译相对容易些。有的地方，译完上一句，能猜到下一句。在翻译我比较了解的作家如戴思杰等，也有这样的情况，这大概说明作为译者的我摸透了作者，同时译者和作者在语言习惯上也差不多。翻译到了这样的程度，就比较合拍。翻译《女大厨》时，我无论如何也猜不到她的下文。

　　中华读书报：既然喜欢选择语言上有探索的作家，您本人在翻译时，也应该会特别在语言上反复琢磨吧。

 

　　余中先：如果我接受一部作品，即便语言平常我也会认真翻译。但如果语言上有特色，我会非常兴奋，有好奇心，想要尽量达到作家语言的高度和深度。当然，译者要忠诚于作者，包括其语言的风格。一些翻译家对此有过各种比喻，说译者和作者的关系像是在跳舞，要合拍；也有人说，翻译是“人在屋檐下”，要努力适应作家。原著语言当中的妙能否在我的语言中体现出来，是需要花精力琢磨的，有时候不一定能做到，但还是有努力尝试一下。一些文字游戏确实太难，如果我的能力不能体现这个语言游戏的话，我会不甘心，会稍微做个小注，让读者知道其中之妙。

    用网络最大的便利，是有不懂的问题更容易请教作者

 

　　中华读书报：网络对您的翻译有帮助吗？

 

　　余中先：我使用电脑做翻译，也有一个逐步熟悉的过程。九十年代初，我回国以后一直使用电脑和网络，用电子邮件也是不久之后的事。现在做翻译，我会要一个原作的电子版，直接拷在工作窗口上，这有一个好处，不会看错行落下句子。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把原文找出来，句子如还存有疑问没有解决的话，可以把原文用别的颜色涂上。

　　用网络最大的便利，是有不懂的问题更容易请教作者。如今出差旅行途中做翻译的时候，我不会带纸质字典，只用电子法语词典。搜谷歌很好用，但谷歌的翻译软件不好，有很多错。我查词典有一个习惯，当这个生词我一点不知道，我就会去查法语词典，再看法汉词典，为的是真正了解其意思，而在很多情况下，我查词典是查学过又忘记了的词，为了提醒自己的记忆，为了验证准确性，这样，查法汉词典就够了。

    中华读书报：您有很多翻译本的修订本，一般会修订哪些方面？

 

　　余中先：有些翻译作品出版后，我会进一步修改译本，等到再版的时候，就会拿出自己修改的“修正本”来。比如，克洛代尔的剧本《缎子鞋》、奈瓦尔的作品集《火的女儿》、昆德拉的随笔《被背叛的遗嘱》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也有特殊的情况，出版社会不跟译者打招呼就再版我过去的译本，雨果的《街道与园林之歌》就是如此。书中有几首当年翻译的诗歌，几处不熟悉的地方当时注释为：“不详”，再版时，依然“不详”，这不仅让我有些尴尬，也有些遗憾。假如出版社事先找到我，我是有时间和精力，重新翻阅一遍的，至少可以把那些“不详待查”的名词再查它一遍的。

　　如今上网查谷歌或维基，则是再方便快捷不过的了。于是，我抽空便查了雨果诗篇《学童的涂鸦》中原本“不详”的一个人物夏普萨尔（Chapsal），我发现，我原先不仅没有弄明白这个人物是谁，而且把整整的几行诗歌的意思都理解和翻译错了。这一查，查出了一个明白，原来，原文中的“Noël”不应该是“圣诞节”，而应该就是那位大学者诺埃尔。感谢互联网，让我们做研究和翻译的人得到了那么好用的工具。也希望出版社的编辑在重版我的作品时，先来问一下，作为译者的我有没有什么修改的地方。这样才不至于让标明了“最新修订版”的重版作品，依然保留了“不详待查”的遗留问题。

    中华读书报：您开通了博客后一直维护得比较好，而且也有微博——经营这些，会额外地花费时间吗？是否您也会关注到一些来自网络的不同声音，比如对您翻译风格的不认可。这些评价会影响到您吗？

 

　　余中先：维护得马马虎虎。博客有11年历史，微博也有近8年，但都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的。有的时候，怕太花费时间，也就懒得打理了。网络上对我的翻译确实有不同声音，有的批评甚至还很猛烈。我是个好脾气的人，不会太受影响。俗话说得好，“无错不成书”，翻译更是如此，我自己就常常对事不对人地批评过别的译者的一些问题，别人批评我，我是不会介意的。不过网络上真正诚恳的批评意见很少，跟你认真说理的例子也难得一见。我也就“听之任之”了。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自己的翻译工作在法语翻译界有什么独特性？

 

　　余中先：承上启下。国内其它语种的文学翻译，做得像法语文学翻译这么好的很少。我国从事法语翻译的一代又一代人能写能译，老一辈像李健吾、傅雷、梁宗岱等，之后的前辈还有柳鸣九、郑克鲁、罗新璋、郭宏安、周克希、李玉民等，我们这一代中有许钧和我等人，再年轻的也有一些，如胡小跃、袁筱一、金龙格等，尽管人数不多。不管是“拿来主义”，还是“洋为中用”，我们几代人一直都还是在做实事的。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翻译生涯中，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吗？

 

　　余中先：要是早几年学外语就好了。记忆力最好的时期，正值“文革”，该背的外语没有背，该背的古诗也没有背。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您近几年的生活状况？

 

　　余中先：2014年退休后，我应聘去厦门大学当讲座教授，教课带学生，给研究生开小课，也给本科生开过大课，每年会在厦大和国内其他学校做几个讲座。有几个博士生和研究生，全都带出来了，这个事情也蛮有意义。不做编辑，不编杂志了，倒去教书了，有点角色转移，花一些时间和学生交流，这个状态很好，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当然，翻译还是没有停，只是节奏慢了下来，生活上也有调整。最近，我正打算写一些游记。

布朗热短篇小说中译本序言

达尼埃尔·布朗热(Daniel Boulanger, 1922.1.24-2014.10.27)，高高大大，一个大脑袋，一副秃脑瓜，十分可爱的样子。他不仅是作家，还是电影编剧和演员。他生于贡比涅，祖上是佛莱米人，父亲制造并经销奶酪。他自幼喜爱音乐，受过严格的钢琴演奏训练。他早年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后来却当了作家。二战爆发后，他因从事反纳粹侵略活动而于1940年被捕，关押了一个多月，又被编入强制劳役队去德国做工。1943年，他从劳役队逃脱，之后，一度流亡巴西教授法语，还放过羊。1946年离开南美，居住在乍得，当公务员。1950年代末他返回法国，在多家杂志社做编辑，同时进入电影界，为不少的新浪潮电影撰写脚本、对话剧本，还在一些电影中扮演角色。其间，他陆续发表长篇和短篇小说，以及诗歌和戏剧作品。他常年居住在桑里斯，笔耕不辍，创作精力十分旺盛。从1983年起，布朗热担任龚古尔奖的评委，直到2008年辞职。

布朗热无疑是当今法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其短篇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精。人们已经难以数清他创作的短篇小说的具体数目了。据说，他年轻时曾立下誓言，要写一千个短篇小说。他的不少短篇集子还先后获得法国的重要文学奖：1963年的《乌鸫的婚礼》得短篇小说大奖；1966年的《盘旋路》得圣伯夫奖；1971年的《尿泡与灯笼》得法兰西学士院短篇小说奖，1974年的《车夫，挥鞭》得龚古尔短篇小说奖，1978年的《流浪儿》得法兰西国际电台图书奖，1979年的《巴比伦一树》获摩纳哥大奖。另外，他还写过《女人的夏季》(1969)、《阿尔米德花园》(1969)、《城市的记忆》(1970)、《旗舰》(1972)、《下城区的王子们》(1974)、《鸡鸣集》(1980)、《过客》(1982)、《绕城游戏》(1984)等短篇集。当然，布朗热也写其他体裁的作品，如长篇小说、诗歌、儿童读物、剧本等。其中，他的长篇《影子》（1960）与《多妻的总督》（1960）被人认为是“新小说”一类的作品，叙述者对所见的事件一一列举，不做任何心理分析和社会学分析。《马之海》（1965）与《扁舟》（1967）的主题是回忆，前者写丈夫对妻子神秘出走的痛苦思索，后者写两位老人翻阅明信片沉湎于往昔的美好回忆。他的长篇还有《冰冷的街》（1958）、《黑门》（1966）、《彼岸》（1977）、《儒勒·布克》（1988）等。布朗热的诗集有《修改》（1970，或雅各布奖）、《鸟笼》（1980）、《形象旅馆》（1982）等。儿童读物有《水手之歌》（1976）等。

但法国的批评界一致公认，布朗热的短篇小说是其创作中最有特点的。

短篇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定义十分难以界定，法国人所谓的“nouvelle”即短篇小说，是跟所谓的“roman”即长篇小说相对的，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中篇小说”的概念。对出版社而言，一千五百个词以下的叙事作品，一般都被认为属于短篇小说。短篇小说通常被认为只有一种叙述“声音”，一种现实，而长篇小说则往往是多声调（复调）的。

在法语中，“nouvelle”的另一意义是“新闻”。写下一段有些变“旧”了的“新”闻，便是短篇小说。德国批评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说过，短篇小说是“一段不属于历史的故事”；法国的这位短篇小说大家达尼埃尔·布朗热则说，它如同沙漠中的花朵那样“怒放一瞬间”，此话有些中国人说的“昙花一现”的味道；安德烈·纪德说得更绝，当然似乎也更平凡：短篇小说“是写来为人仅仅读一次并一下子读完的”。总之，短篇小说是一种小体裁，属于叙述类的文体，一般都有故事，也有人物。法国人所用的其他术语，如 conte, récit court,nouvelles brèves, fictions de longueur moyenne, micro-roman, mini-roman等，也都指短篇小说，恰如英语在tale, short novel, shortstory等术语之间的来回摇摆。

布朗热的短篇小说创作，恰逢法国短篇小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清淡时期迎来百花齐放的时期。很多作家都写短篇：萨缪尔·贝克特这样的荒诞派戏剧家写短篇，阿兰·罗伯-格里耶这样的新小说家也写短篇，安德烈·斯谛这样的左派作家写短篇，被指控为“与德合作分子”的让·季奥诺也写短篇……这一时期的佳作数不胜数，马塞尔·埃梅、安德烈·莫洛瓦、鲍里斯·维昂、亨利·特罗亚、埃尔维·巴赞、罗曼·加里、安德烈·皮耶尔·德·芒迪亚格、吉尔贝·塞斯布隆、达尼埃尔·布朗热等人都为法国的短篇小说艺术增了光添了彩。

布朗热的短篇作品着意刻画被命运捉弄的不幸者，碌碌无为的平庸者，无社会地位的小人物，尤其是被巴黎人瞧不起的“外省佬”，短篇集《车夫，挥鞭》反映经济发展、生活走向富裕过程中小小老百姓的日常苦恼；《盘旋路》反映了日益变得尖锐的老年人社会问题。而集子《过客》则大多以幽默的笔调探索小人物内心世界的恐惧和孤独。

布朗热常以道德家的面目出现，观察世事眼光敏锐，善于透过日常生活描写人的内心世界，把凡人琐事写得出人意外，从看似平凡庸俗的日常生活中提取出荒诞古怪来，素有“魔法师”的美称。布朗热借书中人物之口这样说：“我不喜欢荒诞古怪，但如果这荒诞古怪的东西就在我们的身边，那就另当别论了……”；不过，他投在小人物身上的目光毕竟还是充满了温情和善意，幽默中透着同情；他的短篇似速写，常常一气呵成，文字风格简练，幽默诙谐，常常交替使用省略、速写、影射、比喻等手法。他笔下的人物乍看之下会显得有些怪僻，却具有丰富的情感，他们被命运无情捉弄，成为孤独、恐惧、疯狂的牺牲品，然又不甘心束手就擒，频频抗争，于是在荒谬的社会现实中演出了一幕幕触目惊心的荒诞悲剧。

《车夫，挥鞭》中，马车夫埃米尔·高登斯目睹了汽车工业的发展，以及出租车行业的兴起，他成了本地“唯一一个依然还在驾驶公共马车载客运行的人”，他那些抛弃了马车而改开出租车司机的老同行，现今百般嘲讽他，而他却毫无痛楚地看着出租车抢走他的生意，乐天地对待自己日益衰落的行业，因为他相信，“无论如何，总会有某个人过来，让他带上逍遥自在地去兜它一趟风”。

《署名》中，朱兰大师身不由己地成了艺术赝品制造者，但当他面对另一个更加狡猾的造假者时，为了蝇头小利，只得默默忍受，眼睁睁地看到对方在他的作品上签下了绘画大师库尔贝的名字，去骗更多的人，去赚更多的钱。

在《马雷朗热先生的乐谱》中，马雷朗热先生因为丧妻无子，性格变得十分孤僻，最后发展为想象狂，一次次趁着黑夜作案，偷偷地焚烧别人家的童车，在烧车时熊熊燃起的火焰中，他的眼前才能浮现出亡妻的笑脸,他悲凉的心中才能得到些许安慰。

在《夏延谷》中，夏延谷游乐园成了一些精神空虚的有钱人摆脱都市“闹剧”的憩息地，躲避现实世界的小乐园，寄托精神依靠的游戏场。作者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一个叫莫里斯·福日的大亨的形象，通过种种讽刺性的描绘，如房子中豪华的家具、吩咐专车司机时的专横口吻、公司开会时鸦雀无声的气氛，等等，揭示出主人公空虚而又孤独的心灵、外强中干的本质。特别令人惊诧不已的是：他颐指气使地把手下人的名字几乎统统改了一遍，看门的那个本来叫“马丁·格贝斯特，但是老板更喜欢叫他菲利克斯”，另外的那些，“他更喜欢管他们叫菲丽西、菲利西安、菲丽西娅。菲丽西娅的原名叫朱丽叶特，菲利西安叫罗贝尔，而菲丽西则叫莱奥娜。整夜都在凡尔赛式的花园里转悠的那条狼狗叫菲力”。

布朗热的小说很善于制造一个出人意外的结局，即便有时候结局已定，在小说的结尾还是会有一个令人难以猜想的细节，把读者引向联翩的遐想。在《肖像》的最后，当曾经被一个流浪汉强暴过的女主人公爱丽丝故地重游，回到当年的那个伤心之地时，她惊讶地发现，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往这栋房子的窗台上送上用套索套杀的野兔，谁都不知道这天上掉下的馅饼来自谁的报恩之心，但爱丽丝却明白，那分明是“痴情的”流浪汉赠送的礼物。

在《景中一影》中，作者直到最后一刻才点明事实真相：退休的教堂圣器室管理人阿希尔·尼耶普写信给她的养女，告诉她，他已经把她的母亲也即自己晚年才娶的老伴朱丽叶特杀了，因为他实在忍受不了残疾的朱丽叶特怪僻行为。

可以说，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对人物寄予的深切感情，对真实性的独特把握，对叙事艺术的刻意追求，是布朗热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布朗热曾把自己的诗集《扑满》（1976）比作一个“真正的扑满”，他说：“这里面有我各种各样的宝贝玩意，我希望它不仅有裤子扣，而且还有金路易。”确实，布朗热的短篇小说正是这样的一个扑满，读者是可以在里面发现真正的宝贝的。

余中先

写于厦门大学进贤教师公寓

2016年3月21日

布阿莱姆·桑萨尔《2084》：2084，如此的世界末日

文章已刊载在《文艺报》2016年10月17日 

布阿莱姆·桑萨尔

桑萨尔其人

布阿莱姆·桑萨尔 （Boualem Sansal，1949—）是阿尔及利亚法语作家。他生于乌阿色尼斯山区小村庄泰尼埃-艾尔-哈德，现居住在首都阿尔及尔附近的布迈德斯城。

桑萨尔曾就读于阿尔及尔的综合理工科师范大学，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教过书，从过商，又曾在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工业部担任高层，90年代受到阿尔及利亚总统穆罕默德·布迪亚夫遇刺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的刺激，改投文学创作之路，主要创作小说。

他的文学作品在法国和德国受到了广泛欢迎，并获得不少文学奖。1999年他出版的第一部小说《蛮族的誓言》即获得小说处女作奖和热带奖。2000年他的第二部小说《空树中的疯孩子》获得了米歇尔-达尔奖。2007年，桑萨尔获得爱德华-格里桑奖；2008年出版《德国人的村庄，或席勒兄弟的日记》又为他带来RTL-Lire大奖以及另外三个奖。2011年，他获得德国书商和平奖。2011年，桑萨尔出版了小说《达尔文街》，讲述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一个家庭的故事，作品有很大的自传性。次年，该作获得了阿拉伯小说奖。2013年，法兰西学士院为他颁发了法语共同体大奖。2015年，他的《2084》获得了法兰西学士院的小说大奖（与海迪·卡杜尔的《优越者》并列）。

由于桑萨尔的书经常批评祖国阿尔及利亚的状况，因此在国内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争议。但他始终居住在祖国，认为自己的国家需要艺术家们来打开通向和平和民主的道路。2003年他发表的第三部小说《对我说说天堂》，描写后殖民化的阿尔及利亚社会，对权势的批评性很强。因为小说强烈批评了腐败当局，尤其是坚决反对教育中的阿拉伯化倾向，桑萨尔被解除公职。几年后，《留邮局自取：阿尔及尔，致我同胞的一封充满愤怒和希望的信》发表，但遭到政府的禁止，他自己也受到恐怖威胁。桑萨尔的其他作品有长篇小说《哈拉佳》，是根据他自身的经历写成的，以两个女性人物为主人公。

他的短篇小说也很多，有《嗓音》《无名的女人》《真相都在我们失落的爱情中》《简单的人寻找幸运的事件》《一切幸福都抵不上移动》《可怕的消息》《我的母亲》《克里希-苏-布瓦的约会》等。

随笔方面，桑萨尔的作品也不少。《对记忆的小小赞扬：四千零一年的怀念》是一部讲述柏柏尔人历险经历的史诗故事；《以安拉的名义管理》是对阿拉伯世界中伊斯兰化和权利渴望的思考。他的《德国人的村庄》已经译成汉语，由武忠森翻译，在中国台湾出版。

《2084，世界之末日》

小说名为《2084，世界之末日》，简称《2084》。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小说，那我会不带任何评论色彩地简述如下：2084年之后，一个叫阿比斯坦的国家在地球上开始了其永恒的统治。

正如《1984》并不是专门影射和批评某个国家那样，《2084》通篇也没有一个词提到诸如阿拉伯、穆斯林、伊斯兰教、恐怖主义、极端宗教狂热等，尽管书中描写的荒漠地带、居民穿的长袍披挂“布尔呢”、每天九次的祈祷“摩卡吧”，等等，会让人联想到西亚中东的地域和文明，但读者不需要自作多情地把小说中的虚构与当今世界的现实对应起来。

小说开篇的“敬告”中写得极其明白：“这是一部纯虚构的作品，我在这里的书页中描绘的彼佳眼的世界实际上并不存在，也没有任何理由会存在于将来，这就跟文学大师奥威尔所想象的并在他那本叫《1984》的白皮书中精彩绝伦地描绘过的老大哥的那个世界一样，它并不存在于他那个时代中，也并不存在于我们的时代中，当然也真的没有任何理由要存在于将来。”

这个国家的议会叫“公正博爱会”，决策机关叫“机构局”，惟一的神叫尤拉，国家的领袖叫阿比，是尤拉的使节即代表。其指导思想的根本宗教叫“噶布尔”，而记载其宗教学说与信徒行为准则的圣书叫《噶布尔》。这个叫“阿比斯坦”的国家在哪里？它不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但又在任何地方，在世人的心中。

小说的主人公叫阿提，他先是因患肺结核病被送往偏僻至极的乌阿山的疗养院，好不容易痊愈后，返回首都，重新熟悉那个极其专制的制度和毫无个性色彩的生活。他是一个想发现国家的终极秘密，并竭力亲身实践，去冒险探寻其原因的人，这当然是决不被当局允许的。也正因为这样，他的同路人好朋友柯阿，还有他认识的考古专家纳斯，都死于非命。纳斯发现了颠覆国家信仰根基的秘密，即那个见证了“噶布尔”神启的所谓圣地原本竟然是假冒的，结果“被自杀”；而柯阿尽管出身显赫，其祖父是国家的功勋，但因与阿提一起闯荡违禁，力图发现什么残酷的真理，结果死于非命。

其实，阿提也没有做什么，他只是“在整个国家中到处旅行”，他曾因为患肺结核病被送往十分遥远的乌阿山区的西恩疗养院，从那里死里逃生之后，历尽千辛万苦，返回首都阔扎巴德，后来，他又伙同隔离区的人一起走私，非法穿越阔扎巴德的三十个街区，以求进入到神之城。“这些事实本身，以及他从此地消失又从彼地露面的能力，已经极大地增强了他那邪恶妖魔的形象。他是天字第一号公共敌人，所有警察都想抓住他”。

2084不是小说故事发生的年份，而是那个时代之前的一个标志性年份，它可能是神主的使者、国家的缔造者阿比的诞生之年，也可能是“他获得突如其来的神圣光明之启蒙的那一年”。总之，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那之后，远远在那之后。正是在2084年前后，“信仰者之国”被称为了阿比斯坦，至于为什么会如此，这是一个秘密、永恒的秘密。谁都知道，“2084对国家而言是一个根本性的日期”，但同时，谁都不知道这2084“究竟与什么相关联”。

实际上，其中的因果关系很简单：种种的丑恶现象普遍存在，但国家为自己的生存需要，必须把这一切纳入到秘密之中。谁若发现真相，则会动摇信仰，从而从根本上动摇国家的根基。这样的人就得被消灭。道德健康委员会每个月15日都要对行政工作人员作例行的道德审查，在每个人的价值手册上打分，如发现有什么违禁的言行苗头，那就有好看的了。

阿比斯坦国需要守住这个秘密，于是就得愚民，就得强调信仰，让人盲信，只许信，不许怀疑。这就是统治的诀窍。而即便是“信”，也建立在不许不信的悖论逻辑的基础上。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别寻求去相信，你们说不定会迷途在另一种信仰中，只需来禁止怀疑好了，只要一再重复地说， 我的真理是惟一的和正义的，这样，你们的脑子里就将始终有它”。再说得简单一些，就是以下这条座右铭：“屈从即信仰，信仰即真理。” 而诸如此类的座右铭，在阿比斯坦一共有99句，人们从孩提时代起就得死记硬背，烂熟于心，而且得一生一世反复诵读。

如上所说，桑萨尔作为一个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作家，对宗教本身总是持质疑的态度。在《2084》中，他虽没有点明某种现存于世的宗教名称，但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普遍意义上的宗教。阿比斯坦国为维持永恒的统治，就得依靠某种所谓的神圣宗教，而书中那惟一的、至圣的、极端的宗教的代名词，则是《噶布尔》——那本所谓至圣的圣书。而小说的嘲讽和抨击的对象，也正是阿比斯坦国的统治根基——噶布尔教。在开篇第一页，作者就毫不留情、一针见血地这样写道：“宗教兴许让人爱神主，但没有什么还能比它更让人憎恶人，仇视人类。”以神的名义来反人类，这样的宗教不要也罢。

《2084》与《1984》

一读到《2084》这个书名，第一反应就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紧接着，又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1Q84》，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2666》等等。

应该说，桑萨尔的《2084》跟奥威尔的《1984》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个关系就是，《2084》通过对《1984》形式结构的某种摹写，写出了作者对未来某个专制主义国家的描绘和思考。

《2084》与《1984》确实存在着内在联系，其互文性是明显的，可以说，《2084》是对《1984》的某种形式的致敬。

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小说《2084》中，直接就出现了“1984”的字样：当年，西恩疗养院矗立起来时，镌刻在要塞那宏伟大门半圆形拱顶上方石头上的一条碑铭，显示了数字“1984”，恰好“位于两个风化得面目全非神秘难解的符号之间”。

在《1984》中，我们经常读到并为之惊愕的一个句子是：“老大哥在看着你。”而在《2084》中，则是同样的警示在提醒公众：“彼佳眼在观察你们！”老大哥的原文为“Big Brother”，而彼佳眼的原文为“Bigaye”，两者何其相似。作者甚至还在《2084》中特地解释说：彼佳眼是一种俚语中的一个词，说的是类似“老大哥”“老家伙”“好同志”“大头领”的意思。

在《1984》作品的最后，奥威尔以大量篇幅“附录”了一篇“新语的原则”，不厌其烦地描述了所谓“新语”的构成规则和使用特点，而在《2084》中，作者桑萨尔对阿比朗语的描述，也是不惜笔墨的，而且，也安排在故事叙述的最后面，即“尾声”之前。桑萨尔在书中强调：《噶布尔》之前的圣书是用一种很美、很丰富、很具暗示性的语言写的，它因更倾向于诗意化和雄辩术，而被阿比朗语所代替，阿比朗语的概念则得到了《1984》中“英社的新语的启迪”，它尤其致力于强调公众的“义务责任和严格的服从”。而这语言，完全“有能力在说话人心中消灭意志与好奇”。

至于权势者为维护统治而实施的洗脑，在两部作品中，有着异曲同工的描写。在《1984》中，洗脑的过程可分成这样的五步。一是让人害怕那个制度；二是让人不敢说它不好；三是让人经过被蒙骗之后来肯定它；四是自觉不自觉地相信它；五是最终爱上它。而在《2084》中，洗脑的过程则要简单得多：一是盲信，二是服从。盲信神主尤拉，从而确信自己永远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服从阿比的统治，从而以为这个制度永远不会出错。我们在《2084》中读到，阿比斯坦的人民没有别的思想准则，只有《噶布尔》这样一本圣书，而圣书《噶布尔》从头到尾宣扬的就是两个字：“盲信”。宗教上的盲信，必然导致制度上的屈从。从《噶布尔》到阿比斯坦国，再到公正博爱会，再到机构局，就形成了一个思想——政治——司法——执政合一的专制体制。而这体制，则完全建立在“盲信”的基础上。我们只要随便一找，就能在阿比之书《噶布尔》中找到这样的“教导”，让人来盲信：

人并不需要知道何为恶，何为善，他只需知道，尤拉和阿比保佑着他的幸福。

神启是整一，惟一，统一，它既不要求增加，也不要求修改，甚至也不要信仰、热爱或批评。只要道义和臣服。尤拉是万能的，他严厉地惩罚狂妄自大者。

狂妄自大者将遭受我怒火的雷击，他将摘除眼球，砍去四肢，被火焚烧，他的骨灰将随风撒扬，他的家人，无论前辈还是子孙，都将经历一个痛苦的终结，死亡本身也无法让他免遭我的制裁。

屈从当然不是信仰，因为信仰是要作选择的，选择则需要人们作比较，学会去区别。而“屈从即信仰”实际上是不要信仰，只要盲信，它不让人思考，只让人背诵口号。法国哲人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支会思想的芦苇”，另一法国哲人笛卡尔则说：“我思故我在”。而在阿比斯坦国，屈从而不思的人，已经失去了人最根本的特性，妄活在世上，不配为人。

而主人公阿提要做的，其实不是别的，只是怀疑，只是不盲信。他要获得一种质疑的自由，哪怕为得到这一自由，自己会在残忍的世界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阿提总结得非常好：“知道自己是奴隶的奴隶，永远都将比他的主人还更自由，更伟大，哪怕这主人还是世界之王。”当然，只要有人怀疑，国家体制就显现出了纸老虎的本质。靠盲信和屈从而立住脚跟的国家制度，是根本禁不起质疑和批评的。

《2084》与《1984》的互文性还明显地体现在一些词汇的选择与运用上。例如纳迪尔这种电子墙报（电屏），再如，小说最后，作者借研究20世纪古老文明专家陀兹之口，道出了阿比斯坦思想路线的三原则：“死亡即生命”“谎言即真相”“逻辑即荒诞”。这分明就是对《1984》中“英社”政治制度创建三原则“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影射和发挥。而无所不在又始终不露面的神主尤拉，不由得让人联想到“老大哥”。

但《2084》也很明显地显现出别的互文性，如主人公阿提长期居住的乌拉山区的西恩疗养院，其形象活脱脱就是托马斯·曼笔下《魔山》中瑞士阿尔卑斯山那所名为Berghof的肺结核疗养院；而阿提与柯阿通过老鼠洞穿越阔扎巴德进入到神之城阿比府的经历，让人联想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有趣描写。相信每一个读者在读《2084》时，也会发现种种让他们感兴趣的互文性来。

致敬乔治·奥威尔《1984》

反乌托邦小说《2084》翻译出版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2月16日       版次：GB07    作者：黄茜

南都讯 记者黄茜发自北京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以《1984》、《美丽新世界》、《不会发生在这里》、《使女的故事》等为代表的反乌托邦小说在美国销量飙升，奥威尔的《1984》一度跃居美国亚马逊网站畅销书榜榜首。

而在国内，一部由阿尔及利亚作家布阿莱姆·桑萨尔撰写、以某种形式向《1984》致敬的小说《2084》近期由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该小说2015年斩获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法国《读书》杂志2015年度最佳图书，被评论家称为一个寓意很强的寓言、一个破坏性极大的“幽默”。

永恒国度“阿比斯坦”

    《2084》全名为《2084，世界之末日》。桑萨尔虚构了一个名为“阿比斯坦”的永恒国度，这个国家唯一的神叫“尤拉”，神的使节、国家的领袖叫“阿比”，唯一的宗教名为“噶布尔”，议会是“公正博爱会”……总之，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2084不是故事发生的日期，而是神之使者阿比诞生或获得神启那一年，也是“信仰者之国”阿比斯坦命名的年份。在阿比斯坦，居民被统治在对“尤拉”的绝对信仰以及随之产生的恐惧之中，相信“屈从即信仰，信仰即真理”。圣书《噶布尔》通篇传达的要旨即“盲信”。“一种以宗教为借口的专制主义”，小说译者余中先这样评述。

    《2084》是靠理念推动的小说，没有曲折离奇、惊心动魄的情节。小说主人公阿提被流放到帝国管辖的一座深山疗养院治疗肺结核，强制性的静养让他开始怀疑“唯一思想”所规约的一切。

为探究真相、论说善恶，阿提病愈后和朋友柯阿穿越整个帝国，他们叛逆的举动遭到帝国警察的围捕，最终导致了朋友的死亡。小说行文缓慢、沉郁，正好应和了帝国麻木压抑的本质。

与《1984》的诸多互文

    如果乔治·奥威尔的《1984》批判的是集权体制，桑萨尔的《2084》质疑和考问的则是信仰。将这两部作品参照阅读，能生发出诸多别有深意的互文。

    在《1984》里的大洋国，有三句令人惊骇却被认作真理的格言：“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信仰”。在《2084》里，阿比斯坦国的思想路线也有三原则：“死亡即生命”、“谎言即真相”、“逻辑即荒诞”，俨然就是“双重思想”的进一步延续。

    《1984》中最常出现的一句话是“老大哥在看着你”。而《2084》里也有同样的警示：“彼佳眼在观察你！”

    余中先表示，彼佳眼的原文“bigay e”和“bigbrother”极其相似，本身就有老大哥、老家伙、大头领之意。

    《1984》里的英社发明了“新语”，一种消灭了大部分形容词、副词，只留下最低限度的名词和动词的枯燥语言。《2084》里的阿比则创造了“阿比朗语”，作用是强调公民的“义务责任和绝对服从”，“消灭说话者内心的意志和好奇”。

    有趣的是，《2084》的作者布阿莱姆·桑萨尔出生于《1984》出版的年份：1949年。桑萨尔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教书、从商，甚至在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工业部担任高层。

在《2084》一书的开头，桑萨尔告诉读者：“这是一部纯虚构的作品，我在这里描绘的彼佳眼的世界实际上并不存在，也没有任何理由会存在于将来，这就跟文学大师奥威尔所想象的并在他那本叫做《1984》的白皮书中精彩绝伦地描绘过的老大哥的世界一样……”然而，即便对作者的“告白”也不要“盲信”，因为桑萨尔和奥威尔一样，是使用反讽修辞的大师。

专访译者余中先

桑萨尔的写作自觉地靠近法语文化

    南都：您觉得《2084》这部小说在情节和语言上有什么特点？

    余中先：《2084》里只有一个国家阿比斯坦，从对全书的了解来看，它很荒凉，可能是沙漠，也可能是一片乱石，不由自主地让人想起某些阿拉伯国家。从历史来看，因为发现了一个新的伟大的理念，有了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思想，才诞生了阿比斯坦。但是主人公阿提和他的朋友，一个柯阿、一个纳斯，学会了怀疑和思考，尽量去看出真相来。书中没有太多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强调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如何凌霸于人之上。

《2084》不是以情节取胜，而是以主人公的思考取胜。桑萨尔可能也不擅长把故事讲得特别玄虚，他主要是在想象一种未来国家的政治氛围。《2084》里的用词比较简单，但越简单的词，翻译过来的可能性就越多。比如说“伟大”，你可以翻译成大、崇高、高尚。小说里还有大量生造词和机构名称，我在翻译的时候加了注释。小说里的一些格言借鉴了《1984》汉译本的译法。

    南都：反乌托邦小说在当下为什么受到追捧？

    余中先：这样的作品可以触发读者的思考。由于《2084》通篇没有提到和我们当下有关的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宗教，也没有提任何民族，所以矛头指向了一个绝对的假、丑、恶。我们读了以后，要认识到，不管是未来、过去还是现在，世界上总存在着恶，而我们要更多地去寻找真相，寻找真、善、美。

桑萨尔的作品里描写的几乎没有美，行政区，高大的建筑，高高在上的政府机构，都不美。唯一有一次，阿提说从来没有见过大海，要去看看大海是怎样的，那里可能包含着潜在的美。阿比斯坦帝国的自然环境里也没有树木花草、蓝天白云的景致，好像一个黑白的、晦暗的梦。

    南都：国内对桑萨尔这样的非洲法语作家译介似乎相对较少？

    余中先：我们一般不把桑萨尔看做一个非洲作家。他主要的作品都在法国巴黎出版，我们把它看做法语文学的一部分。今年3月，桑萨尔会来中国。他这次来中国，还不是阿尔及利亚使馆出面，而是法国使馆出面。他的作品里有北非殖民地的文明，但没有更多当地土著的东西。他长期以来在法国生活，有时候也住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本身是非常西方化的国家，桑萨尔的写作也比较自觉地靠近法语文化。

作者：黄茜

链接：http://epaper.oeeee.com/epaper/C/html/2017-02/16/content_7107.htm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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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就这样简简单单地过去了。

在此，简单小结一下。成果还是有不少：

翻译作品：

《女大厨》（玛丽·恩迪亚耶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4月，17.6万字

《足球》（让-菲利普·图森作品），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2月，4.8万字

《车夫，挥鞭！》（达尼埃尔·布朗热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0月，11.2万字。

发表文章：

《梅塘与《梅塘之夜》》，载《书城》2018年第3期。

《女士、少女、淑女？还是姑娘，小姐?》，载《书城》2018年第11期。

重要获奖：

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译作为法国作家奥诺·迪-比奥的小说《潜》，人民文学出版社）

报刊采访：

《文艺报》的采访：《翻译是耕耘：我还能有所长进》。见《文艺报》9月7日

《中华读书报》的采访：《余中先：一个高产、广博而又纯粹的大翻译家》，见《中华读书报》9月26日）。

《传记文学》的采访：《余中先：文学世界的行者》，发于《传记文学》2018年第一期。

学术讲座：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山大学、中央美院、北京语言大学、厦门大学、言几又书店（王府井店）、鲁迅文学院等地作学术讲座。

指导博士：

最后一名博士生周薇女士通过答辩，获得学位。

学校课程：

为厦门大学的硕士开课两门：分别为法语文学翻译与十八世纪法语文学。

并指导厦门大学年轻教师的科研工作与学术论文。

文学名著课录音：

为“喜马拉雅”的文学大师课，录音两课：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拉伯雷的《巨人传》。

 前几天去了辽宁的盘锦红海滩、

所谓红海滩，是因为海涂上的一大片碱蓬草到秋天变得颜色越来越红。

以下为“搜狗百科”上关于碱蓬草的几段文字：

碱蓬草土名又称为“盐荒菜”、“荒碱菜”，光从名称上就感到有种苦楚的味道。碱蓬在六十年代的“瓜菜代”时期，还是救命菜。大苇塘中早有“人进苇塘，驴进碾房”的民谣，苇塘中不打粮，人们长期过着单调贫苦的渔猎生活，而挨饿年代 连鱼蟹都变少了，日子更苦了。那时饥饿的人们把 苣荬菜、 灰菜、 野韭菜、 小根蒜、荞菜、野芹菜、婆婆丁、 打碗花根、 酸不溜、 水鸡菜等野菜挖掘殆尽后，又象寻宝似的，没白天黑夜地四处搜找碱蓬。

碱蓬不同于名兰贵蕊，生命力极强，虽高不盈尺，可每次对肆虐的波涛，它却用倔强的根系牢牢地扎根在土壤中，它长期受卤水纠缠，忍着海边温度底，土质差的现实，又经毒日旷日持久 地薰烤、狂风经年累月地摧残、暴雨肆无忌惮地浇袭、走兽无休无止地践踏，可它却从不低头。

碱蓬的颜色，是吸收了阳光七彩光波中的紫光波所致。它用粗壮的 根系在加快着海滩土壤的 脱盐过程，大量地收留着狂风挟尘、海潮裹沙。掉下的茎叶腐质后还肥化了土壤，它走过的地方，为树木、 蒿草、 芦苇、野菜、花果提供了舒适的温床，留下了五彩缤纷的畅想。它宁可粉身碎骨，用自己的茎叶喂养着无数的小鱼小蟹……

’

以下为自己拍摄的照片

（本文原载《传记文学》2017年10月号）

    翻看我四十年前的日记，参加高考的全过程又历历在目。这是一段历史，里面什么样的滋味好像都有。青春、理想、奋斗、迷惘、彷徨……什么都有过。

这里，把它们摘录出来。特别说明，并没有增一个字，同时却删除了与高考无关的部分（用[……]表示）。

另外，要强调的是：那时，还没有使用“高考”一词。

一 报考

1977年10月，得知“文革”后恢复高考一事，我正在舟山群岛出差，当时我已经在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工作。我是70届初中生，上山下乡去了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萧山围垦海涂四年，74年去了嘉兴，76年进城到杭州工作。

10月21日那天，当我在舟山定海北门招待所阅报栏前白纸黑字地读到了中央关于恢复“高考”的决定时，记得当时脑子里“嗡”的一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改变命运的一刻似乎就要来了。尽管，在几个月前，已有流言在传，要恢复高考了！

上大学是我多年的梦想，1970年上山下乡之前，我只读过小学五年，初中两年。在生产建设兵团期间，我曾两次得到群众推荐，本来也有机会去上大学。但73的那一次，在政审时被淘汰了，记得当年就有所谓的“张铁生白卷”事件。74年那次总算推荐上了，但只是去读中专，在嘉兴地区农业学校学了两年“农作”专业。也正是因为有了两年中专的学习经历，这才有了后来1976年毛主席去世以及“四人帮” 粉碎的关键时刻进城去农科院工作的运气。

得知我们这些被文革耽误了的整整一代知识青年可以参加高考，我确实是热血沸腾，当时便决定报考。记得，整个省农科院，职工和家属就有不少人报名，但原本的初中生就我一个人报考。为我的事，我工作的土壤肥料研究所还专门开过会，讨论并同意了我的报考。所领导当时还找我谈话，说是，这是一次机会，你可以报考让祖国来挑选；不过不可以影响工作，意思是说，备考要在下班之后的业余时间来做，而且还说，考不好不可闹情绪。我当时是满口答应，那时的我，根本不考虑有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备考，也没想过考不上又会怎么样，一心想的只是，终于有机会参加高考了，还不狠狠地来他一下子！农科院为高考的事还特地成立了一个招生办公室，办公室就一个人，是我农校中的一个同学，负责到跑腿，什么都干。

1977年11月4日  星期五 晴

今日刘健来，谈起学习一事，认为形势逼人，非得下苦功学不可，不然的话就要被淘汰，有此危险。但苦战能过关。

11月5日  星期六  晴

学习有的很有趣，有的很头痛，同心情有关系，学下去有味的，埋头就进去了，不肯放下，如“爱不释手”。无味的啃也啃不动，越学越伤脑筋，如“对牛弹琴”。

11月16日  星期三  阴

今年大学招生，我已报了名，报考外语专业。

这是一次让祖国挑选的机会，我一定要好好准备功课，去迎接即将到来的考试。同时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不管考上考不上，都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为祖国的革命建设事业贡献一切。

11月17日  星期四  晴

对于报考大学，一定要端正态度，让祖国挑选，绝对不闹情绪。[……]

二 备考

我的初中是所谓“复课闹革命”和“学工学农学军”的两年，真没学什么文化知识，那时候，教材很简单，只有语文、数学和英语三本书。语文主要学“毛选”，也有鲁迅的作品，再就是工农兵的诗作，两报一刊的社论和文章。数学课也很简单，代数方面只学到了因式分解，一元一次方程，最难的就是一元两次方程，两元一次方程；几何方面，有三角形，最难的恐怕就是圆，学了圆周率“π”。英语记得只上了七八课个，第一课是“万岁：Long live”，第二课是“万寿无疆：A long long life to”，第三课是“无限忠于：Be boundlessly loyal to”，最后两课分别为《东方红》和“缴枪不杀”。完全是硬凑到一起的，一点儿都没好好学读音（国际音标什么的），语法也根本不会。物理和化学基本没学，化学课记得只上过一堂，一个大眼睛的美女老师教导我们：“世界上的物质都由分子组成，分子则由原子组成”。刚刚对世界的结构有了个最初的概念，就被告知没有了第二堂化学课。物理课上了最基本的“电”，学会了安装日光灯，知道了启辉器的作用。

这样的基础，如何能保证考得上大学？当时，农科院里也有不少人讽刺我，说得大概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自己分析了一下，觉得我还是有些基础的。语文，我通过参加“评法批儒”小组，学习了一些古汉语基础；数学，通过73和74年的“推荐上大学”的复习，自学了三角函数、圆、椭圆（抛物线）等；历史，通过学“马列六本书”同时也自学了欧洲的近代史而英语，我从1974年起就通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了英语广播课，也有一些基础。跟同时报名参考的知青弟兄相比，我还是有些优势的。

于是，我利用大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且是业余时间）复习起了各门功课。要知道，那时候，整天开大会政治学习，根本就不让请假。所谓政治学习，主要内容是“揭批四人帮”“三大讲”“农业学大寨会议”“学毛选第五卷”。好在那时候精力充沛，开会之后，工作之后，还有一股使不完的劲来复习备考。我那时刚进农科院，因为年轻，常常出差，在上虞县的海涂围垦试验点蹲点，整天就我一个人，做完工作，我就把点点滴滴的时间利用起来备考。从杭州前往围垦试验点，要坐火车，接下来坐乌篷船，我就把路途中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学习，记笔记。

11月10日  星期四  阴

取土取了一天。将轮作田和深耕培肥试验的0-100cm剖面、容重样品都取了。

在田间操作了一天，够累了。晚上学习英语。

11月12日 星期六 晴

今日取土一天。晚上学习业务，及英语。

11月22日  星期二  晴

今天复习数学，二次函数，圆。[……]

11月24日  星期四  晴

今天文化复习了一天，准备明天考试。

这两天身体很不舒服，大概是劳累过度了吧？

11月25日  星期五  晴

今天一早骑自行车去苋桥中学参加“初考”考试，7：30进场，8：00-9：30考数学，10：00-11：30考语文，都是闭卷考，不能看任何参考书和数表。

数学题中约有一半的题我答不出来，估计得分在50分之下，语文马马虎虎。数学有一题三角函数求证没答，一题对数运算没答。一题三角形面积最大值没答。其余有一题圆与直线相切运算有错误，不查表求sin 15˚运算有错误。语文四个内容：作文（题目是赴考），要600字以内，给一篇短文分段落，写中心意思，改病句和解释词组。

考得不好，可能录取不了，只悔自己基础太差。

需要说明的是，1977年，报名参加高考的人很多，如何考试也由各省市自己定。我所在的浙江省决定先来一次“初考”，淘汰掉一批人，然后再在12月正式统考。上文日记中记的11月25日的考试，就是“初考”。记得当时我的“准考证”上写的正式名头是“江干区笕桥中学点高校、中专、技校招生文化水平审核入场证”。

没想到，我顺利通过了“初考”。接下来，就是交照片和报名费，参加正式考试。报名费只交人民币三角。

12月5日  星期一  晴

[……]接到招生办公室通知，要我交照片和报名费。[……]

下午去江干区招生办公室，那是在城站下去过望江门，52路电车抚宁巷站旁边的区委。交了照片和报名费0.30元。听有几个工厂单位的同志在说：该厂参加初考的21人中，去掉了四人，剩下17人参加统考，而这四人表现都是很好的，17人不如四人。为什么这样做，群众有看法，等等。12月7日去领准考证。[……]

12月9日  星期五  阴

这两天，抓紧复习历史和外语。将法语前三册复习了一下，打算每天复习四课。下星期复习数学。

12月11日  星期日 阴

今日复习。上午复习外语，下午开始复习数学。[……]

12月12日  星期一  阴

今日在图书馆里钻了一天。读中国历史，自夏商至唐。下午读世界古代史，上古中古两部分，做一些笔记。

12月13日  星期二  晴

复习法文，及中国近代史。[……]

12月14日  星期三  晴

复习法文及数学。[……]

三 高考

12月15日  星期四  多云

早起大雾。因为今天是全省高校统考第一天，我七点钟吃了早饭就骑自行车到江城中学（雄镇楼街心花园旁边），这是江干区第二个试场，另一个在杭九中。江城点有二十五个考堂，每个教室约三十人，估计有七百人赴考。上午八点半到十点半考语文，下午一点半到三点半考史地（理科考理化）。

考卷之题都很难。语文有五个内容：一是成语中单词注释：有“色厉内荏，欲盖弥彰，叱咤风云，高屋建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二是改病句。三是注释毛主席诗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四是古文译成白话文（宋人攫金）。五是作文：路。我对第一题有几个词注不出，第三题“为”字注不出，其余都做了，但不知对不对。

史地考得内容比较广，共有三张卷子。历史题有：一，填空，二，解释几个历史上的事件：丝绸之路，黑水党，《中俄伊犁条约》，共产国际，三，谈谈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四，谈谈慕尼黑协定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对当前世界的现实的经验教训。第一题有一个我没填，就是在太平天国时，浙江人民在慈溪打死的洋枪队头目（华尔）。第二题中，黑水党没答。中俄伊犁条约答错了。（为什么中东地区是美苏争夺的一个焦点。）

地理部分，第一是填空。第二是答东北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特点。第三是华东地图，填空，第四是美国地图填空。我在填空中答错一个安徽的煤矿，在华东地图中答错洪泽湖，在美国地图中，答错了一个城市芝加哥，两座山，阿巴拉契亚山和落基山没答。

考生议论纷纷，说今天题目难，我想，难固然是难，但只要学得全面而扎实就有把握回答。听考理科的人讲。理化题也难。我今天上午提早二十分，下午提早半小时交卷。

12月16日  星期五  多云转阴

今天考数学和政治。

对我来说，数学最难，共七道大题，外加二题加试。我答了：一、二、三、四，四题。第一题中有一题未做，只做了两题，第二题三题中做错了一题。第四题乱做一通，不知道对否。看样子要不及格了。

政治考卷还算好答。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作的最大贡献是什么？为什么国民经济的发展要以农业为基础？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是什么？什么叫唯物论，唯心论？为什么要恢复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什么？为什么说苏修是世界战争最危险策源地？什么叫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能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批判“四人帮”的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政治纲领。

去考文科的考生中，有一部分人数学没考，半个小时不到就出考场了。中午在江城中学休息。下午考完同小卢一起回来。

12月17日  星期六  晴

[……]下午和小卢一起到江干区教育局加试外语，英语。考场在幼儿园，时间1:30-3:30。考卷有七个内容。一，写出几个动词的过去式，过去分词，现在分词。二，注音，给单词用国际音标注音。三，改病句。四，用介词填空。五，造句五句。六，英译汉。七，汉译英。参考题：When I sing the Song The East is Red.

要说明的是，我参加高考，要骑自行车从杭州的北面（笕桥附近）赶到南面（南星桥附近），路程不短，有整整十公里，自行车要骑上差不多近一个小时。中午只好在考场附近的小餐馆随便吃一点什么。考场附近，中午都有考生在紧张准备，都挎一个书包，拿个小本子或参考书或小纸条，不是翻书查阅，便是念念有词。可说是“临时抱佛脚”；也可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亮”。我还记得很清楚，上午考数学时，不少文科考生基本都没考，因为不会，他们就在考场闭目养神半个小时，然后就出场准备其他课程去了。

从我自己的感觉来看，数学大概考了个一般，有50分就谢天谢地了。语文还可以，毕竟古文没有什么压力，作文自己觉得写得还流畅。史地方面，对“为什么中东地区是美苏争夺的一个焦点”一题，我自以为答得很好，我以“巴以冲突”为例子来分析，从该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亚非欧三洲交界）、战略资源（石油）、民族矛盾（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历史冲突）、宗教渊源（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几方面来找原因。在考试后与其他考生对题时，把好多人都说得一愣一愣的，大概他们都不知道。

而英语，我跟同考的小卢（农科院卢姓研究员的女儿）对过答案，发现她答错的那几题我还都答对了，因此，对英语成绩还有些信心。记得12月17日英语考试之后，我心情大好，连看了几场电影。

12月18日  星期日 晴

昨天纪念周总理视察我院二十周年，晚放电影《兄弟中国人民的使者》《红日照万代》《大寨小武术队》《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从六点五十分到十一点四十分。今早起不来了。

是看电影累的，还是连续三天高考累的，还是高考期间一直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松了，外加看电影累的，以至于当年二十三岁的我早上都“起不来了”？

我由于报考了外语专业，所以被通知还得加考英语口试，以及法语笔试和口试。于是，刚刚松下来的神经，一下子又紧绷起来了。半个月里，我突击复习英语和法语，连电影也舍不得看了（单位农科院几乎每星期都有露天电影放映）。

1978年1月5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是法语加试的日子。一早起来，就去教师进修学校（原灯塔中学）。有杭州、绍兴、嘉兴三地区的考生来考日、法、德语。其中法语五十六人，德语一人，日语七十多人。上午笔试，下午口试。笔试有四个内容：一是动词适当形式填空，十二小题，二是用代词回答问题（七小题），三是汉译法（七小题），四是法译汉，一短文，回答得马马虎虎。

下午口试可难了我，除模仿外，朗读我是结结巴巴，对话更是一问三不知，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回答也没准备。真该死！看来这一关是很难通过了。[……]

1月10日  星期二  晴

[……]我上午去文二街杭州外国语学校参加英语口试。

本人感觉这次口试仍不理想，主要还是听力和反应力。

至此，从11月的 “初考”，到12月的“统考”，再到1月初的“加考”，大大小小共考了十次。算得上是“过五关斩六将”了。外语考试时，有两点我记得很清楚。一是：法语口语的主考女老师长得端庄美丽，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南京大学的汪文漪教授。二是：英语口试时有时间表达方面的题，其中一题目，我用英语回答说是“三点四十五分”，老师却再三追问还可以怎么说，我最后回答说：“四点差一刻”，老师很满意地点了点头。

四 录取

我们报考的是77级，但考试是在77年的12月进行，录取则要到78年初。其间的等待也是蛮熬人的。

那年的春节是2月7日，我回老家宁波过年与父母家人团聚，其间也说到了高考的事，亲戚朋友一方面佩服我的勇气，另一方面也为我担心，毕竟我没有上过高中，初中时也没有好好学习，怕我考不上。而我也是心里很矛盾，一方面承认自己水平不行，另一方面则觉得大家都是这个水平，考上考不上还不一定呢。

2月20日  星期一  晴

这几天只管上课，听数理统计分析，其他工作一概不管了，不过还有些分心。入学通知书究竟来不来了呢？据说二十日左右发通知。消息也没有，不由得我猜想不定。

[……]

2月25日  星期六  多云

今天，我接到电话通知，我被录取在北京大学。

中午打开水时，广播员小邓告诉我：江干区委来了通知，要农科院派人去领通知，并做好考生的思想工作。我估计可能是改变了报考的大学与专业，因此，预先打预防针，要我服从祖国的分配。

下午，又来了通知，要农科院迅速派人去领通知，并说明我是北大录取的，具体专业还不知，待正式通知到后才能知道。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里万分激动，美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从去年十一月，盼望成了现实，实在高兴。今天，我感到：这件事只有在华主席领导下，粉碎四人帮，抓纲治国的大好形势下才能产生。要在过去，根本不可能。大学招生法改得好，最可我们的心。

我将在大学里更努力地学习，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服务。

2月27日  星期一  晴

我接到正式的入学通知书，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普通班学习，我的心情特别激动。能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学习，能在英明领袖华主席身边读书，这真是幸福。我应该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以优异成绩向党汇报。

[……]

2月28日  星期二  阴

晚上，所里开了一个欢送会，由土壤室同志参加，并有农校同学几人一起参加。[……]

大家畅谈了一下，对我提了满怀热忱的意见。老董老王老冯老林在肯定了我的成绩以后。对我提了如下几点希望：

一，入学后，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要善于学习先进，同学们中肯定有许多好的、优秀的人。

二，要虚心，不能骄傲。

三，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把自己当作一个小学生，正确处理好同学间、师生间的关系。

四，一定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使之适合于工作和学习的需要。

五，学习要有重点，要攻一门法语，带少量几门，以便集中精力。

六，坚持又红又专，保持成绩。

这些意见和希望，都是金玉良言，我一定要牢记这些满腔热情的希望和诚恳的意见，并且这样去做。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报志愿是怎么回事，我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南京大学，其它志愿分别有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照现在的高考录取法，我大概是上不了北大的，那时却是北大的招生人员先查了考生分数档案。多年之后，当我分别见到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77级法语专业招生的负责老师苏文平和汪文漪时，他们都说对我的档案有印象，当然，那已经是后话了。很可能是因为北京大学招生调档的原因，我接到通知书晚了几天，已经快到2月底，那时，新生大多已经报到入校了。

接到通知书起，则是一连数日的喜气洋洋。记得高考之后，为放松心情，我在1月份一连每个星期都会去看电影，记得有《刘三姐》《甲午风云》《今天我休息》《槐树庄》《农奴》，都是文革前拍摄的中国电影，看电影不为别的，只为放松紧张的心情。另外，当时我正在阅读古代小说名著《儒林外史》，那范进中举之后的疯傻模样，让我实在哭笑不得，因为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只想发泄一下。记得在等待通知书的那一个多月中，我那几次下乡出差蹲点，在绍兴地区上虞县的围垦地农业科学试验点，面对一望无际的海涂，曾经放开喉咙大声吼叫来的。

2月28日开完欢送会，第二天3月1日我就坐火车前往北京，途中经停转车的车站分别是嘉兴、杭州、天津。到北京，已经是3月3日凌晨零点45分。在北京站等待头班的公共汽车103路，然后332路，到北京大学站时，还不到早晨七点，天色才微微亮。我的高考进程就这样圆满结束，大学生活也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余中先：一个高产、广博而纯粹的大翻译家

余中先：浙江宁波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前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傅雷翻译奖评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现受聘为厦门大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语言文学专业77级本科生，81级硕士生，1988到1992留学法国，在巴黎第四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长年从事法语文学作品的翻译、评论、研究、编辑工作，翻译介绍了奈瓦尔、克洛岱尔、阿波利奈尔、贝克特、西蒙、罗伯-格里耶、格拉克、萨冈、昆德拉、费尔南德兹、勒克莱齐奥、图森、埃什诺兹等人的小说、戏剧、诗歌作品八十多部。并有文集《巴黎四季风》《左岸书香》《是禁果，才诱人》《左岸的巴黎》《余中先译文自选集》等。被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网上文谈 栏目主持/采写：舒晋瑜

　　余中先是个纯粹的人。

　　他的翻译是纯粹的，没什么功利心；最早的翻译仅仅希望能“填补空白”，国内几乎无人翻译的法国大作家，奈瓦尔、克洛岱尔、吉罗杜……译完就放入抽屉，它们接下来的命运如何，似乎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此后，他又专门选新小说作家的作品来翻译，多半也是因为趣味相投。

　　近几年，因为研究法国文学创作的美学倾向，他翻译的获奖作品多了一些，如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费尔南德兹的《在天使手中》、埃什诺兹的《我走了》、利特尔的《复仇女神》、维勒贝克的《地图与疆域》和热尼的《法兰西兵法》等，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的作品他也翻译了五六部，如图尼埃的《礼拜五》、吉尼亚尔的《罗马阳台》、法伊的《长崎》、奥诺-迪-比奥的《潜》和桑萨尔的《2084》等。

　　他唯一认准的，是翻译要与自己的研究或教学相结合，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原著，把握作者的风格、作品的特点。粗略一数，余中先的主要学术成果目录上，统计了百十种译著。即使包含一些重版，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也许恰恰是他的不慕虚名和超脱自如，反而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在几十年持之以恒的文学翻译之后，2018年8月，余中先翻译的《潜》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1978年，余中先考上北京大学法语系，四年后又读研究生，从此决定毕生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研究翻译

　　中华读书报：考入北大，选择的就是法语系吗？

 

　　余中先：我十六岁上山下乡，在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围垦海涂，生活条件极其简陋，劳动强度也很大，加上我的家庭身份“偏高”，上学入伍等各种机会几乎不会落到我身上，一度觉得前途渺茫。在那时候，我借到了一册破残不全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几乎一口气读完。主人公不畏生活的艰辛，坚持不懈地与命运抗争，他的勇气和毅力教育了我，让我在逆境中始终保持住奋斗向上的信念。因为知道一点法国文化，喜欢罗曼·罗兰、雨果等作家，所以有机会参加高考时，我选择了法语。

　　1978年考上北大，学生们比着用功，用老师的话说，我们这帮孩子“玩命”地学，舍不得浪费时间，一天到晚钻在资料室、在图书馆看书，暑假舍不得回老家，连续四年都这样。读了研究生之后，转向文学的研究翻译。研究生毕业后，其他选择都排除了，就选择到《世界文学》杂志。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选择《世界文学》？

 

　　余中先：社科院外文所有一批学术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师长，我心里想走他们这条路，能够做些事，给国家做些事，也能显示自己的价值。

　　1984年去《世界文学》，后来赶上出国潮，去法国攻读博士学位。到1992年，我从巴黎读完博士回国，继续从事法国文学的出版、研究和翻译。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写一些东西，关注外国文学的动态，也有长篇大论。

    中华读书报：您在《世界文学》三十年，如何评价《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余中先：整个80年代，是《世界文学》最兴旺的时候，一方面，十年“文革”结束后，广大读者迫切需要接触新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外国文化的新鲜食粮。另一方面，研究者翻译者工作热情迸发，翻译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上发表的重要作品有卡夫卡的《变形记》、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选）、兰姆的《伊利亚随笔》、塞弗尔特的《世界美如斯》、卡彭铁尔的《人间王国》、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选）、索因卡的《沼泽地居民》、巴尔加斯·略萨的《酒吧长谈》、卡尔维诺的《不存在的骑士》、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格拉斯的《猫与鼠》、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选）、布利克森的《走出非洲》（选）、福克纳的小说《我弥留之际》等。

    90年代，余中先更多地翻译午夜出版社出版的“新小说”，他觉得这些作品与自己心心相通

 

　　中华读书报：您最早翻译的法国作品是哪一部？

 

　　余中先：1987年，有出版社找我翻译萨冈的小说，我选择了《你好，忧愁》。小说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引起读者的关注。2006年修改后再版就不同了。这说明，作品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反响。二十年后，我发现自己原先的译文还是有可以修改之处，也惊叹自己年轻时候的朝气和才华。现在让我译，有些句子可能译不出来。翻译家是慢慢成长的，总能在早先的译文中发现自己的错，但后来再读，往往也追不到那个时候译笔的妙处。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翻译法国文学的？

 

　　余中先：刚到外文所时，柳鸣九先生正在主编一套“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研究丛书”，当时出版了《萨特研究》《新小说研究》等好几种，在文学青年中反响还不错。他约我主编一本《克洛代尔研究》，这与我的兴趣一拍即合，我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先翻译了克洛代尔的《缎子鞋》《城市》《给圣母马利亚报信》这三个剧本。《缎子鞋》是散文诗体的剧本，柳先生建议不要写成诗行，我就做成散文体。差不多二十年后，吉林出版社再版《缎子鞋》，我把作品还原为诗体，修改了上万处，也算对克洛代尔有个交待。

　　人们无法把翻译家余中先专门和某位作家或者某类的文学作品或流派相联系。他说：“真正的翻译家应关注有意义的作品，不做无意义的重译。”

　　中华读书报：您对重译怎么看？

    余中先：我不强调重译，但我也不是绝对不重译。假如作品有一两个译本并非特别好，也许可以尝试重译。《小王子》已经几十个版本了，还在重译，意思不大。雨果、大仲马的作品一再重复翻译，这是一种浪费，依我看有四五个译本就够了，现在有十五六个译本，读者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哪个译本好。但对出版社来说，是占领市场的策略。

　　我曾经说过翻译出版现状是一流的选题、二流的翻译、三流的编辑。在国外畅销或获奖的书，出版界马上就注意到了，但译本却不一定好。因为要出一本外国图书，先要向外国作者付较高的版税，出版社就不愿意多给译者稿酬了。确定某个选题以后，出版社为了赶在最有利于销售的时机推出图书，必须抓时间抢速度，就找来多人翻译。这样一来，译稿在遣词、选句、文笔风格、前后统一方面都会有不协调的问题，难免出错。很多出版社又缺乏懂外语的编辑人员，不少译稿并没有经过严格校对就出版了。这样出来的书质量可想而知。

　　中华读书报：既舍得花时间下苦功，出版的译作如《理想藏书》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又是一位高产的翻译家，每年几乎都有几十万字的翻译作品出版。您是怎么兼顾的？

 

　　余中先：《理想藏书》早在1996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2011年由世纪文景新修订再版，不但对译文作了认真的修改、订正，补译了原书的序言、前言和后记，还增补了原书附录部分的诺贝尔文学奖和法国五大文学奖资料，同时对个别书目作了调整。我们还是要努力在文学方面挖掘好的东西。

　　我的效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以前，一般上午工作近四个小时，下午差不多三个小时，晚上不工作，做一些轻松的阅读。周末也常常在工作。现在退休了，节奏在放慢。我也很喜欢玩，每年都安排旅游计划。我生活有规律，不熬夜，几乎每天抽时间锻炼身体。

　　中华读书报：您自2001年起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工作，所选的作家很多在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余中先：这一点确实是引以为豪。我们所选的作品应该是法国最好的作家作品，那些优秀作家，只要有新的作品我们就很关注，同时还要作出判断，看它们是否能进入文学史，事实证明我们还是有眼光的。克里斯托夫·奥诺-迪-比奥的小说《潜》也是我们力推的。但是，后来发现作品比较难译。我就说我来译吧。

　　中华读书报：然后这部作品就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余中先：很巧合。小说的最后几章重点描写了在海中潜水的故事。我在翻译时感觉很亲切，原因很简单，2013年，在翻译《潜》之前我曾下海潜了一回水。潜水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翻译这本书。当时我在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旅游，有自费的潜水项目，不知道我脑子里哪一根筋搭错了，全旅游团就我一个报名下了水。那一段潜水的经历，几乎与主人公塞萨的第一次下水一模一样，连细节都一模一样。一年之后在翻译这部作品时，我有一种似曾相识、如鱼得水的感觉，我自己当真觉得仿佛又潜了一次水。

    网上查资料虽迅速便捷，但余中先在翻译于斯曼的《逆流》时，还是专门去了法国图书馆，走访了作者故居、墓地，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作者

 

　　中华读书报：《潜》是您译得最好的作品吗？

 

　　余中先：如果让我自己提名，我会选择《逆流》。上世纪90年代，当我首次把法国人的《理想藏书》翻译过来后，国内有读书人对照其中所选法国文学的篇目，发现有那么几部还没有中译本，其中就有于斯曼的《逆流》。

　　中华读书报：那么这部作品的翻译难度也很大吧？

 

　　余中先：网上查资料其实也迅速便捷，但我还是专门去了法国的图书馆，查找有关十九世纪的文化社会背景的资料，查阅其它学者所写的文章，还走访了作者故居、墓地。翻译完成后反复进行三次修改，2016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书中附录了和于斯曼同时代作家对《逆流》的评价，对于读者了解作品是一份宝贵的参考资料。我将翻译过程中搜集到的于斯曼故居、墓地、手稿等照片，一并放在书中，为读者还原一个更加丰满真实的于斯曼。

    中华读书报：自己选择翻译和出版社的“命题翻译”，有何不同？

 

　　余中先：在翻译态度上是一致的。我自己选择翻译，会有一种亲切感熟悉感，会借助我研究的基础选择偏爱的作家翻译。我心里有一张法国的文学地图，我知道作品的文学价值。我翻译过乔纳森·利特尔的《复仇女神》，它获得了2006年的龚古尔奖和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这部长达900页的小说以第一人称写成，讲述一个叫马克西米连·奥尔的纳粹军官的内心世界。这两年我译得多的作品大多是语言上很有探索性的。包括“午夜丛书”的一些作品，《女大厨》也是这样。

　　中华读书报：玛丽·恩迪亚耶的作品《女大厨》对您来说有何特殊之处？

 

　　余中先：《女大厨》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说，可说是一部烹调小说，也可说是一部女性小说，一部成长小说；它的写作特点是长句子，多段落，无章节，一气呵成。从句子结构上很有些像新小说作家克洛德·西蒙的小说，意识流的绵长的长句，从句套从句，一个段落往往只有一个句号，翻译起来有很大难度。在翻译中，我要去猜测，要根据语言的逻辑、动词的时态、句式的语态等去猜测。很多句子和段落的处理简直像是在猜谜语。

　　作为译者，余中先和米兰·昆德拉夫妇有过充分的交流

 

　　中华读书报：能谈谈和昆德拉的交流吗？

 

　　余中先：翻译中与昆德拉的联系局限于通过传真提问题。后来，去法国时约他见面，才识得了真人。昆德拉会让她太太帮助处理很多事情。他太太薇拉简直是一个阿庆嫂，拳打脚踢很厉害，跟出版商、译者、研究者打交道，各种公关事务都是薇拉的事。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您所了解的昆德拉？

 

　　余中先：昆德拉高大、略瘦，较沉默，但很善解人意，我们约会时，他怕我找不到地方，在电话中交待得清清楚楚，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我们一起吃饭的餐馆就在他们家楼下，昆德拉穿着拖鞋在路口等我，然后带我闯红灯过马路。我们出国都是很守规矩的，不会闯红灯，但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条街我很熟，意思是即便是红灯，也不会有车来。

　　他们楼下的餐馆是他们会见朋友的场所。昆德拉说我坐的那把椅子，一个星期之前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才坐过。我说我很荣幸。

　　我们见面后没有聊他的作品本身，聊得更多的是捷克文学，包括左派右派作家的作品。谈到《绞刑架下的报告》，他说这种书你也读？我说当然要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还谈到《好兵帅克》和《世界美如斯》，他很吃惊，说你还知道这些作品？我说不光这些，我们还读赫拉巴尔、霍朗。他问我对捷克文学怎么这么了解？我说我在《世界文学》工作，当然了解得更多一些。说起来，他也是个很矫情的人。他早先的作品基本上都被他自己抹掉了，留下来的是《玩笑》之后的十三部作品。

　　我们聊得很高兴，他说下次见面送你一张光盘。果然，下一次在一家咖啡馆又见一次面，送的光盘是他喜爱的捷克作曲家雅纳切克的音乐。

　　中华读书报：法国作家会关注译本的准确性吗？

 

　　余中先：会的。昆德拉就在约会时检查过我的译本《被背叛的遗嘱》的某一段，让我回译为法语。我胸有成竹地做了回译和解释，得到了他的认可。另一位作家艾什诺兹也查过我的译文。他不懂中文，但他会看。我们在巴黎第一次见面，我送他一本《我走了》的中文译作，他马上打开翻作品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我就知道他在关注什么：他小说中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在法语中是重复的，都是“我走了”。我就告诉他，“我走了”在中文译本里的表达几乎是一样的，但又有不一样的处理。开头译为“我走了”，最后一章译为“我就走”。

    中华读书报：您在翻译中和原作者的沟通，一般是针对什么问题？

 

　　余中先：就是通过电子邮件来提问，希望作者替我解决疑惑。比如，我认为这个词和另外的词意思如何如何，你是怎么认为的。要求得到对方明确的解释，提供我们所能理解的种种因素。但是，提问时译者要有自己的判断。

　　《复仇女神》虽然厚，翻译相对容易些。有的地方，译完上一句，能猜到下一句。在翻译我比较了解的作家如戴思杰等，也有这样的情况，这大概说明作为译者的我摸透了作者，同时译者和作者在语言习惯上也差不多。翻译到了这样的程度，就比较合拍。翻译《女大厨》时，我无论如何也猜不到她的下文。

　　中华读书报：既然喜欢选择语言上有探索的作家，您本人在翻译时，也应该会特别在语言上反复琢磨吧。

 

　　余中先：如果我接受一部作品，即便语言平常我也会认真翻译。但如果语言上有特色，我会非常兴奋，有好奇心，想要尽量达到作家语言的高度和深度。当然，译者要忠诚于作者，包括其语言的风格。一些翻译家对此有过各种比喻，说译者和作者的关系像是在跳舞，要合拍；也有人说，翻译是“人在屋檐下”，要努力适应作家。原著语言当中的妙能否在我的语言中体现出来，是需要花精力琢磨的，有时候不一定能做到，但还是有努力尝试一下。一些文字游戏确实太难，如果我的能力不能体现这个语言游戏的话，我会不甘心，会稍微做个小注，让读者知道其中之妙。

    用网络最大的便利，是有不懂的问题更容易请教作者

 

　　中华读书报：网络对您的翻译有帮助吗？

 

　　余中先：我使用电脑做翻译，也有一个逐步熟悉的过程。九十年代初，我回国以后一直使用电脑和网络，用电子邮件也是不久之后的事。现在做翻译，我会要一个原作的电子版，直接拷在工作窗口上，这有一个好处，不会看错行落下句子。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把原文找出来，句子如还存有疑问没有解决的话，可以把原文用别的颜色涂上。

　　用网络最大的便利，是有不懂的问题更容易请教作者。如今出差旅行途中做翻译的时候，我不会带纸质字典，只用电子法语词典。搜谷歌很好用，但谷歌的翻译软件不好，有很多错。我查词典有一个习惯，当这个生词我一点不知道，我就会去查法语词典，再看法汉词典，为的是真正了解其意思，而在很多情况下，我查词典是查学过又忘记了的词，为了提醒自己的记忆，为了验证准确性，这样，查法汉词典就够了。

    中华读书报：您有很多翻译本的修订本，一般会修订哪些方面？

 

　　余中先：有些翻译作品出版后，我会进一步修改译本，等到再版的时候，就会拿出自己修改的“修正本”来。比如，克洛代尔的剧本《缎子鞋》、奈瓦尔的作品集《火的女儿》、昆德拉的随笔《被背叛的遗嘱》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也有特殊的情况，出版社会不跟译者打招呼就再版我过去的译本，雨果的《街道与园林之歌》就是如此。书中有几首当年翻译的诗歌，几处不熟悉的地方当时注释为：“不详”，再版时，依然“不详”，这不仅让我有些尴尬，也有些遗憾。假如出版社事先找到我，我是有时间和精力，重新翻阅一遍的，至少可以把那些“不详待查”的名词再查它一遍的。

　　如今上网查谷歌或维基，则是再方便快捷不过的了。于是，我抽空便查了雨果诗篇《学童的涂鸦》中原本“不详”的一个人物夏普萨尔（Chapsal），我发现，我原先不仅没有弄明白这个人物是谁，而且把整整的几行诗歌的意思都理解和翻译错了。这一查，查出了一个明白，原来，原文中的“Noël”不应该是“圣诞节”，而应该就是那位大学者诺埃尔。感谢互联网，让我们做研究和翻译的人得到了那么好用的工具。也希望出版社的编辑在重版我的作品时，先来问一下，作为译者的我有没有什么修改的地方。这样才不至于让标明了“最新修订版”的重版作品，依然保留了“不详待查”的遗留问题。

    中华读书报：您开通了博客后一直维护得比较好，而且也有微博——经营这些，会额外地花费时间吗？是否您也会关注到一些来自网络的不同声音，比如对您翻译风格的不认可。这些评价会影响到您吗？

 

　　余中先：维护得马马虎虎。博客有11年历史，微博也有近8年，但都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的。有的时候，怕太花费时间，也就懒得打理了。网络上对我的翻译确实有不同声音，有的批评甚至还很猛烈。我是个好脾气的人，不会太受影响。俗话说得好，“无错不成书”，翻译更是如此，我自己就常常对事不对人地批评过别的译者的一些问题，别人批评我，我是不会介意的。不过网络上真正诚恳的批评意见很少，跟你认真说理的例子也难得一见。我也就“听之任之”了。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自己的翻译工作在法语翻译界有什么独特性？

 

　　余中先：承上启下。国内其它语种的文学翻译，做得像法语文学翻译这么好的很少。我国从事法语翻译的一代又一代人能写能译，老一辈像李健吾、傅雷、梁宗岱等，之后的前辈还有柳鸣九、郑克鲁、罗新璋、郭宏安、周克希、李玉民等，我们这一代中有许钧和我等人，再年轻的也有一些，如胡小跃、袁筱一、金龙格等，尽管人数不多。不管是“拿来主义”，还是“洋为中用”，我们几代人一直都还是在做实事的。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翻译生涯中，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吗？

 

　　余中先：要是早几年学外语就好了。记忆力最好的时期，正值“文革”，该背的外语没有背，该背的古诗也没有背。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您近几年的生活状况？

 

　　余中先：2014年退休后，我应聘去厦门大学当讲座教授，教课带学生，给研究生开小课，也给本科生开过大课，每年会在厦大和国内其他学校做几个讲座。有几个博士生和研究生，全都带出来了，这个事情也蛮有意义。不做编辑，不编杂志了，倒去教书了，有点角色转移，花一些时间和学生交流，这个状态很好，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当然，翻译还是没有停，只是节奏慢了下来，生活上也有调整。最近，我正打算写一些游记。

（本文发表于《书城》杂志2019年第2期） 

法国大诗人笔下的中国诗

——克洛岱尔《仿中国小诗》《仿中国诗补》小考

一

这是一个法国的大诗人。他在晚年仿写了（或者说译写了）一系列的“中国古诗”。

请看这样一首用法语写的诗：

Chant de guerre I

La bataille est gagnée, il est temps de manger et de boire

Les Vainqueurs et les vaincus à la fois tous ensemble ils célèbrent la défaite et la victoire

Ils dansent dans le feu des bivouacs, ile dansent dans leurs cuirasses d’or!

Et le roulement des tambours au loin comme le tonnerre éveille les échos de la montagne!

他同时还用英语写了一遍：

War song

The battle is done and won

The time to eat and drink has come

The victors and vanquished embrace to celebrate victory and defeat

They dance ponderously in the light of the camp fires

And the long rumbling roll of the drums is like unto thunder awaking echoes in the mountain.

我把法语的那首译为汉语，译文如下：

塞下曲（之一）

战役已获大胜，正该举杯痛饮

胜者败者齐聚，输家赢家共庆

足蹈营帐篝火，手舞甲胄黄金！

远方战鼓如雷，唤醒群山回音！

中国读者读后，大概会说，这不是卢纶的那首《塞下曲》的意境吗？卢纶的原诗如下：“野幕蔽琼筵，羌戎贺劳旋。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川。”

边塞诗人卢纶的《塞下曲》，在我们这位法国诗人笔下还有一首，诗曰：

Chant de guerre II

    Au travers de la lune rouge un vol de canards sauvages

    «Vite! Le chef de nos ennemis a pris la fuite… c’est lui!»

    Le héros sur son cheval hennissant s’élance pour le poursuivre

Regardez-le sur son cheval hennissant qui s’envole dans un tourbillon de poussière!

他用英语写成这样：

Another war song

A straight fight of wild ducks across the blood and red moon

The enemy chief has flown ! Here ! Here ! Don’t you see him ?

The hero leaps to his prancing steed in pursuit.

Look at him on his whinnying charger

As he vanishes in a clound of dust!

我把法语的那首诗翻译成汉语，如下：

塞下曲（之二）

掠过红色的月亮群雁当空高飞

“是他！敌酋逃跑了……快追！”

战骑嘶鸣英雄策马飞奔而追

瞧他，在嘶鸣的战骑上飞驰，滚滚烟尘一路相随！

中国读者知道，原诗是这样的：“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意境大致相似，但法诗中缺了“大雪”，多了“烟尘”。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诗作，究竟算是翻译呢？还是改写呢？

二

这位诗人名叫保尔·克洛岱尔（Paul Claudel, 1868-1955）。这样的中国古诗，他同时用法语与英语一共写了二十二首，集为《仿中国小诗》（Petits poèmes d'après le Chinois，1939年出版）。

我们知道，克洛岱尔作为法国外交官在中国居留驻十多年（1895-1909，其间有两次回国休假），那还是在慈禧太后的时代。他先后任法国驻上海的副领事，驻福州领事，驻北京公使团代理首席秘书，以及驻天津的领事。

在中国期间，他写下了很多文学作品，在法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文字与名望。据笔者综合梳理，克洛岱尔写于中国的诗歌作品成集的有《认识东方》《五大颂歌》、《流亡诗篇》（部分），而戏剧作品有《第七日的休息》《正午的分界》（第一稿）《年轻姑娘维奥莱娜》（第二稿）等。

克洛岱尔接触过中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古诗，也对中国汉字有浓烈的兴趣，甚至还写过专门文章论述，如《谈中国的表意文字》等。但是他不会汉语，而且据说还从来没有动过学习汉语、掌握汉语的念头。

据考证，《仿中国小诗》的二十二首诗，是克洛岱尔从外交官职位上退休后晚年在家乡的创作，大概写于1939年6月。据1939年8月刊印在《巴黎评论》上时的说明，它们是根据曾仲鸣（Tsen Tsonming）所译的中国古代诗歌节略改写的，同时，由诗人克洛岱尔自己改写（或曰翻译）为英语。曾仲鸣所翻译出版的中国诗歌题为《冬夜梦：唐人绝句百首》（Rêve d’une nuit d’hiver : Cent quatrains des Thang）。

克洛岱尔的《仿中国小诗》中“仿”一词的原文为“d’après”，也可以理解为“根据”“拟写”的意思。由此足可证明，这些诗作并不是克洛岱尔的翻译，而是依据他人译文的改写。

所“仿”的诗歌汉语原作分别出自李白、贺知章、丘丹、张旭、卢纶、刘长卿、刘方平、贾岛、顾况、裴迪、柳宗元、李家祐等大诗人之手。

这里，我们不妨再看两首，都是笔者的译文，但克洛岱尔用法语和英语写的原样就不再赘录了：

其一：

日光里的惆怅

一丝连一丝，夕阳落入长长的一丝丝垂帘，

可有谁看得见这黄金屋中我的泪水涟涟？

其二：

赠剑

我赠青锋剑，砥砺磨十年！

锋刃何其利，削铁如切泥

把剑送与君，佩此最相宜！

皆因路不平，世道本艰险。

稍作辨认，便可见出，前一首的原诗是刘方平的《春怨》：“纱窗日落渐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

后一首的原诗则是贾岛的《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由上两例可见，克洛岱尔笔底的诗，有的与原诗大致相似，基本保留了诗行形式、事物意象、音节韵脚（如贾岛的《剑客》），有的则与原诗相去甚远，故意丢弃了一些诗韵元素（如刘方平的《春怨》，只剩下了原作中前半首“纱窗日落渐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的形象，而完全没有了后半首“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的意境）。

三

当然，仅仅把克洛岱尔仿写的诗与汉语原诗进行比较恐怕还不能说明问题，在此，我们需要把克洛岱尔写的中国小诗与曾仲鸣翻译的法语文本来一番比较，才能清楚地看到，曾仲鸣翻译的诗是基本不走样的“翻译”，比较忠实原文，而克洛岱尔的改写处理，相比较于曾仲鸣的翻译，则应该算是比较灵活的、自由度很大的“改写”。曾仲鸣的翻译是把唐诗直译为法语，让法国的读者懂得其中的奥妙，而克洛岱尔的“小诗”则完全是他受中国诗（已经由曾仲鸣翻译成法语）的启发而写出的新的意境、新的情感、新的美文。

    关于曾仲鸣译文的可靠性：我们可以从几首诗的翻译中一窥真相。例如，李频的诗《渡汉江》原文为：“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到了曾仲鸣的笔下，李频的这首，题目依然为《汉江上》，由笔者“忠诚老实”地回译成汉语的文字大致是：“故乡久时无消息，经冬历春复冬春。近乡情怯心更紧，惶惶不敢问来人”。贺知章的那首《回乡偶书》，曾仲鸣的译文忠实得几乎一字不变：“少小离家老大还，乡音未改鬓发白。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有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它与贺知章的原诗只差一个字：鬓毛 “衰”成了鬓发“白”。

而克洛岱尔根据曾仲鸣“忠实”的译文，则产生了“不忠实”的遐想，可谓浮想联翩，融于天地，神游八极。面对李频的那首《渡汉江》，克洛岱尔写成了：

回乡（一）

     多长时间了，我的天，自从我离开家乡！

明媚的春光已过，杳无音信！明媚的秋色已过！

如今我回归了，我认出了家乡……

父亲，您可认出了我？——他是谁？——母亲，您可认出了我？

——是他！

而那首在中国妇孺皆知的《回乡偶书》，克洛岱尔把它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对话：

回乡（二）

是我，我没有变！“喂，旅人，你从哪里来？”

为何这样瞧着我？我是原本那个人

为何这些新面孔，没人与我来相认？

众人面面相觑：“喂，旅人，你从哪里来？”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两首诗，被克洛岱尔冠以同样的题目《回乡》。而在第一首中，李频原诗中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变成了克洛岱尔所理解的回乡者的“认出家乡”，还有父亲的一句“他是谁？”所透出的不敢相认的疑惑，以及母亲的一句“是他”的直言相认。此情此境本是李频原诗中有的，但到了克洛岱尔笔下，人物关系更为直接，话语也更符合人物身份。这恐怕是戏剧诗人克洛岱尔的特色话语。

而克洛岱尔仿写的贺知章的那首《回乡》，全诗几乎都成为了归乡人的内心独白，其间，一头一尾还穿插有故乡人的重复问话。在我看来，这更是一种戏剧舞台化的对话。引号中的“喂，旅人，你从哪里来？”前后重复两遍，表示故乡人（已经不局限于“儿童”了，问话者中兴许包括了男女老幼）的持续疑惑。而第一到第三行中的“是我”“为何”都是回乡者旁白中的关键词，是他想对乡亲们说而没有说出口的话。第四行中的“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的状态，则是戏剧对话之外的“舞台提示语”。于是，在克洛岱尔的导演之下，一场“回乡”戏就可以这样开演了。

再看一首刘长卿的《送灵澈上人》，原诗曰：“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 曾仲鸣的译文也是中规中矩，这从笔者的回译中便可见出，即便拐了两道弯，画面意境还是原来的：《送别灵澈》：“竹林藏古寺，遥钟响暮晚，孤身披残阳，青山独行远”。而克洛岱尔的仿诗，则舍弃了“竹林寺”“荷笠带斜阳”等意象，而独独在“慢慢”（lentement）“缓缓”(peu à peu)“墨黛”(presque noire)上下功夫，别有一层韵味。请看：

蓝夜

树林在我身后慢慢闭合

钟声在我身后一声声响起对我道别

我进入，上上下下，我缓缓浸入

   蓝透而几近墨黛的长夜。

说到曾仲鸣（1896—1939），也算得上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奇人。他是福建闽县人，1912年留学法国，与汪精卫夫妇是很好的朋友，当时，才是少年郎的曾仲鸣在蔡元培和汪精卫等人的教导下学习中文，除熟读古文之外，还练书法，赋诗作词。除上文说到的那一本《唐人绝句百首》之外，曾仲鸣还曾译有《中国无名氏古诗选译》（1923年出版于里昂）。抗战中，曾仲鸣一直追随“兄长”汪精卫，1939年3月21日，在越南河内的汪精卫寓所中，被前来刺杀汪精卫的军统杀手误刺身死。此是后话，就此打住。

还是回来说克洛岱尔的《仿中国小诗》。

首先，可以肯定，这是中国的古诗，尤其是唐诗。它的种种意境在克洛岱尔的笔下依然存在。

其次，这是一种译文的转化，且不论翻译的人是曾仲鸣，转化的是克洛岱尔，还是相反或别的的说法。

再次，这是一种“新”的诗文。可看成是克洛岱尔理解的中国诗歌的意境，同时也是克洛岱尔转达的“诗情画意”。总之，这是克洛岱尔的文字世界。

四

这样的诗，克洛岱尔还有一集，名《仿中国诗补》（Autres Poèmes d'après le Chinois）。一共十七首，涉及的诗人有苏东坡、张若虚、李嶷、张九龄、李白、杜甫、李清照、张籍等。

而这一次，每一首，克洛岱尔并没有同时用英语再写一遍，仅仅只有法语的仿诗。而且，所依据的中国原诗，也并不局限于唐诗。

请看这一首：

情人星

在灿烂天河的岸边

情人怯怯地迈步向前

迢迢星汉把他们阻拦

心爱的人留在银河对岸

但是他，一见她的影踪

一只脚就悬在了空中！

原来是《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原诗为：“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再看这一首：

绝望

呼叫！呼叫！

哀求！哀求！

等待！等待！

做梦！做梦！做梦！

哭泣！哭泣！哭泣！

痛苦！痛苦！痛苦！我的心！

依然！依然！

永远！永远！永远！

内心！内心！

忧伤！忧伤！

生存！生存！

死去！死去！死去！死去！

你猜是谁的：李清照！

原词是《声声慢·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据一些法国研究者考据，这些“诗补”大都是诗人克洛岱尔准备报告《法国诗歌与远东》时改写的，应该写于1937年前后，与《仿中国小诗》几乎是在同一时期陆续发表的。诗歌改写依据的本子是19世纪时法国女诗人俞第德·戈蒂埃（Judith Gautier，著名诗人泰奥菲尔·戈蒂埃的女儿）所翻译的《玉书》（Le Livre de Jade）。克洛岱尔的改写就写在那本书的页边，标明的日期是1937年11月。可以明显看出，克洛岱尔的译写依然比较自由，而且是在俞第德译本基础上的改写，故而与原本的汉诗有很大不同。

五

笔者对克洛岱尔有三十年断断续续的研究和翻译经历。先不说研究，仅翻译就有克洛岱尔的剧本五个《缎子鞋》《城市》《正午的分界》《交换》《给圣母马利亚报信》，今年（2018年）开始翻译了这位诗人剧作家的诗集《五大颂歌》《向新世纪致敬的圣歌》《三声部康塔塔》《认识东方》《仿中国小诗》《仿中国诗补》等，有的已经交稿，等待出版，有的则仍在翻译或修改中，不急于交稿（如《仿中国小诗》《仿中国诗补》这两个集子）。

在随翻译而作的各种各样的阅读中，我突然发现了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中的一段文字，写的有关克洛岱尔的《仿中国小诗》与《仿中国诗补》。不过钱先生写的重点，是对所谓的旅欧“大”诗人丁敦龄的嘲讽。丁敦龄即是当年在俞第德·戈蒂埃家教她中文的那个清朝落魄文人。钱钟书先生的这段话源自《谈艺录》第九章《长吉字法》的最开头，字数不多，兹录如下（略有删节，用[……]括出）：

    “近世欧美诗人中，戈蒂埃之名见于吾国载籍甚早，仅视美国之朗费罗稍后耳[……]张德彝《再叙奇》同治八年正月初五日记志刚、孙家榖两‘钦宪’约‘法人欧建暨山西人丁敦龄者在寓晚馔’，又二月二十一日记‘欧健请志、孙两钦宪晚馔’。欧健即戈蒂埃；丁敦龄即Tin-Tun-Ling，曾与戈蒂埃女（Judith Gautier）共选译中国古今人诗成集，题汉名曰《白玉诗书》（Le Livre de Jade, 1867），颇开风气。[……]张德彝记丁‘品行卑汙’，诱拐人妻女，自称曾中‘举人’，以罔外夷，‘现为欧健之记室。据外人云，恐其做入幕之宾矣。’戈氏之友记丁本卖药为生，居戈家，以汉文授其两女，时时不告而取财物。[……]其人实文理不通，观译诗汉文命名，用‘书’字而不用‘集’或‘选’字，足见一斑。文理通顺与否，本不系乎举人头衔之真假。然丁不仅冒充举人，亦且冒充诗人，俨若与杜少陵、李太白、苏东坡、李易安辈把臂入林，取己恶诗多篇，俾戈女译而蝨其间。颜厚于甲，胆大过身，欺远人之无知也。后来克洛岱尔择《白玉诗书》中十七首，润色重译（Autres Poèmes d'après le Chinois），赫然有丁诗一首在焉。Tin-Tun-Ling；‘L'ombre des feuilles d'oranger’ in Paul Claudel, Oeuvre Poétique; La Pléiade, 1967, 947; cf. Judith Gautier, Le Livre de Jade, éd. Plon, 1933, 97. 未识原文作底言语，想尚不及《东阳夜怪录》中敬去文、苗介立辈赋咏。此虽只谈资笑枋，亦足以发。词章为语言文字之结体赋形，诗歌与语文尤黏合无间。故译诗者而不深解异国原文，或赁目于他人，或红纱笼己眼，势必如《淮南子·主术训》所谓：‘瞽师有以言黑白，无以知黑白’，勿辨所译诗之原文是佳是恶。译者驱使本国文字，其功夫或非作者驱使原文所能及，故译笔正无妨出原著头地。克洛岱尔译丁敦龄诗是矣。”

克洛岱尔所译丁敦龄的那一首“恶诗”在此“现丑”如下：

橘叶的影子

橘叶的疏影

在轻柔的膝上温存

就仿佛有人

撕碎了我的丝裙！

这样的一首，不仅混迹于苏东坡的《春江水暖》、李白的《少年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选句）之中，骗过了女诗人俞第德·戈蒂埃，入选《玉书》（钱钟书译为《白玉诗书》）之列 [1] ；居然也骗过了法国大诗人保尔·克洛岱尔的眼睛，劳动他辛苦改写（或说“润色改译”）。此事，当属文学史、翻译史中的一段“八卦奇谈”。我相信，克洛岱尔的译文（改写）如钱钟书所言，大抵能“出原著头地”。

而李白的《少年行》，原诗为“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克洛岱尔改写成这样：

少年行

俊朗少年何其美

风度翩翩策马飞！

向前，穿越着人生！

迎着太阳迎着风！

迎着空荡荡的乡间

一路飞奔勇往直前！

在他洒脱的马蹄下

花瓣纷纷飞落旋转！

恰如飞雪纷纷落地！

他停住马。我在哪里，我去哪里？

此时他听到传来笑声

一阵女人的轻柔笑声

   隐隐飘在桃花丛中！

苏东坡的《春江水暖》，原诗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克洛岱尔改写为：

竹林里

在喧动的竹林里

一根红色的渔竿支起

要相信鸭子的暖感

夏季来得实不太晚

我们的园子里遍长了

蒌蒿与芹菜

萝卜与生菜

再没有比从融雪之水

钓得的鱼更鲜的美味。

克洛岱尔的仿写，既保留了意境，又有了新的理解和表达，从“渔竿”看到了“夏季”，这样的联想与遐思，也算得上是法国大诗人迻译改写中国大诗人的成功尝试了。

六

经典作品的改写（不止是仿写）是西方文学史的一个传统。最悠久最著名的古希腊悲剧的几大母题故事，就得到了后世诗人剧作家的多种改写，产生了各个时代的翻版。对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三部曲（《阿伽门农》《奠酒人》《复仇女神》，克洛岱尔自己就曾经改写过。而《俄瑞斯忒斯》中厄勒克特拉说服弟弟俄瑞斯忒斯杀母报父仇（杀死母亲克吕泰姆涅斯特为父亲阿伽门农报仇）的情节，在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厄勒克特拉》中也都有写过。

到了20世纪，法国剧作家季罗杜就写过另一出《厄勒克特拉》。而与季罗杜同时代的萨特，在《苍蝇》一剧，以厄勒克特拉与俄瑞斯忒斯故事的“旧瓶”，装上了存在主义思潮的“新酒”，再现了有20世纪时代特征的“复仇女神”形象，他笔下的俄瑞斯忒斯成了一个敢于直面人类荒诞命运，敢于以行动来负责任的存在主义哲人。

可以说，后世之人回到古代悲剧家的神话原型上来，并不是要重新再现该题材，而只是借用这个素材，其创造性必定另有所指。改写者并不在乎事件、情节、结局会如何，而在意自己对此会作出什么样的诠释。而在改写中，作家对同一母题中不同情感因素、不同行为动机、不同存在意义的揭示，则是前所未有的，独一无二的。

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的《珀涅罗珀记》重构了荷马史诗《奥德赛》，让经典神话的主人公奥德修斯从故事中退出，将叙述权交给了他的妻子珀涅罗珀和她十二个被吊死的女仆，向读者展示了安宁、平和、充满温馨的妇女生活。法国作家图尼埃的《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虚无缥缈境》反写了《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让野蛮人礼拜五教化了文明人鲁滨逊，让鲁滨逊放弃了回欧洲的念头，继续留在小岛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而在中国，后人读前人的诗歌，读了有感，再写一首，以为唱和，这样的佳话在诗歌史上比比皆是，小小的一个黄鹤楼上就有多少人写了名为《黄鹤楼》的诗啊。想当年，崔颢写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样的佳句，传说，诗仙李白读了不禁感慨万千，自嘲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另外，也有两个或三个甚至一帮子文人骚客，就同一个题目，分别依韵作诗，形成唱和的。我记得经典小说《红楼梦》第三十七回中就描写了大观园“海棠诗社”结社后众姊妺《咏白海棠》的唱和，李纨评诗，迎春限韵，于是，薛宝钗、林黛玉、贾宝玉、贾探春、史湘云等人各显神通，依韵唱和。

而克洛岱尔对中国古诗作“仿写”，只是后世众多诗人对往昔诗人（而且是外国的诗人）作品的欣赏、解读、唱和的一种尝试。本来，克洛岱尔早已抛弃“韵文诗”多年，只用仿“圣经体”的“verset诗行”写诗，而晚年为了“仿写”两集《仿中国小诗》和《仿中国诗补》，重又拾起了荒废多年的韵文诗形式。

多年之后，我读到了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的晚年诗集《太阳点名》，其中有一辑，专名为“唐诗神游”。收录其中的那些小品，照余光中先生的话，“或是顺着某首名作之趣更深入探讨，或是逆其意趣而作翻案文章；或抉发古人之诗艺竟暗通今人之技巧，或以画证诗，或贯通中外”。里头有一首题为《江雪》，是对柳宗元某种形式的致敬。

柳宗元原诗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余光中写的是：

    这能充水墨画么

绝而且灭

独而且孤

就凭那一缕钓丝

由真入幻，由实入虚

能接通鱼的心事？

太紧，未免会泄密，

太松，又恐像钓名

王维说，磨墨吧

管它好不好画

都不妨试试

无独有偶，在《仿中国小诗》中，法国的克洛岱尔也早就写了这首《江雪》，却题名为《冰河》：

千山纹丝不动无一鸟飞翔！

万路两行车辙无一人行旅！

渔翁独坐在那冰河的中央

钓一条暗流底下乌有的鱼！

他的同题英语诗是这样的：

The frozen river

The long slow lines of the mountains swelling

The long snow trail of the path passing

And the bewitched fisherman in the midst of the frozen river

Alluring from the secret river an abstract fish.

“江雪”与“冰河”完全对应，可以说是百分百的“直译”；柳宗元笔底“孤舟独钓”诗情，在余光中笔下，却凭着“钓丝”从实走向虚，是对原诗画意的展望。而克洛岱尔笔下“暗流底下乌有的鱼”与余光中笔下“接通鱼的心事”，却又是何等的心心相通，两位既是读者又是续诗作者的人，都从河东先生的诗中看到了水底之鱼！文学的阅读就是这样的奇迹，“冰河”“江雪”中，已经有了柳宗元、克洛岱尔、余光中三位自言孤独而并非孤独的“蓑笠翁”，再加上笔者读者“你”“我”，让我们唱和赏析“为伍（五）”，岂不美哉！

这是2019年度法国诗歌翻译比赛中的一首。我作为北京赛区的一位评委，也动手翻译了一下。今年的比 赛 选 题 为：

* Clément Marot 的 « Épitaphe de Jean Serre, excellent joueur de farces»

* Antoine-Vincent Arnault的«Le colin-maillard»,

* Pierre Reverdy的«Joueurs»

* Jean Tardieu 的 « RÉCATONPILU ».

这些经典诗歌充分展现了“游戏”主题的不同形式:文字游戏,爱情游戏,音乐游戏, 戏剧游戏和娱乐游戏等。

现在比赛已经截稿，在此，献上我的译文，与读者共同交流。

同时，预告一下：3月16日下午14-17点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行半决赛（北京赛区），欢迎参加。

Clément Marot (1496-1544)

Épitaphe de Jean Serre, excellent joueur de farces (Extrait, tiré de L’adolescence

clémentine, 1532)

克莱芒·马罗诗：

《绝佳闹剧玩家让·塞尔的墓志铭》，节选自《橘色青春集》

余中先译

Ci-dessous gît et loge en serre,           此处静静地长眠安息着

Ce très gentil fallot Jean Serre,           让·塞尔这个快活的家伙，

Qui tout plaisir allait suivant ;             生前四处游荡随心所欲，

Et grand joueur de son vivant,           活一天玩一天，追逐乐趣；

Non pas joueur de dés, ni quilles,      他不玩骰子，也不玩掷柱，

Mais de belles farces gentilles,           却喜爱演那漂亮的闹剧，

Auquel jeu jamais ne perdit,              从来都没有玩砸过一回，

Mais y gagna bruit et crédit,              却总是赢得名声与信誉，

Amour et populaire estime,               看重人们的喜爱与敬意

Plus que d'écus, comme j'estime.       甚于我看重几个小金币。

[...] 【此处有几段未选，译文见后】

Ô vous, humains Parisiens !              哦，瞧瞧你们这些巴黎佬，

De le pleurer, pour récompense,        想要为他哭，以此为酬劳

Impossible est ; car, quand on pense那绝不可能；因为一想到

A ce qu'il soulait faire et dire,             他习以为常的举手投足，

On ne peut se tenir de rire.                世人不免就忍不住大笑。

Que dis-je, on ne le pleure point ?     怎么说呢，毫不为他哭泣？

Si fait-on ; et voici le point :              如果这样，也自有其道理：

On en rit si fort, en maints lieux,       到处，人们笑得那么欢畅，

Que les larmes viennent aux yeux ; 禁不住一个个热泪盈眶；

Ainsi en riant on le pleure,                 就这样，为他而哭，带着笑

Et en pleurant on rit à l'heure.            同时，也是连嬉笑带哭叫。

Or pleurez, riez votre soûl,                尽情地笑，痛痛快快地哭

Tout cela ne lui sert d'un sou ;           一切都不值小钱一个苏；

Vous feriez beaucoup mieux en somme 说到底，你们最好还是请

De prier Dieu pour le pauvre homme. 上帝赐福给这可怜的亡灵。

以下为诗歌翻译竞赛未选的几段：

Il fut en son jeu si adestre                               游戏中，他那么游刃有余

Qu'à le voir on le pensait être                         一看到他出场，人便以为   

Ivrogne quand il se y prenait,                         他是醉酒之人，一味畅饮   

Ou badin, s'il l'entreprenait ;                          或是戏谑之人，一味逗引；

Et n'eût su faire en sa puissance                     无人知晓他会运用能力                   

Le sage ; car à sa naissance                             卖乖，只因为他诞生之际   

Nature ne lui fit la trogne                                造物主给了他一张红脸       

Que d'un badin ou d'un ivrogne.                     不是戏谑者，便是醉酒人。           

Toutefois je crois fermement                          然而我仍然坚定地相信                   

Qu'il ne fit onc si vivement                             他从来没有如此生动地

Le badin qui se rit ou mord                             搞笑过，或是咬牙，或嬉戏，       

Comme il fait maintenant le mort.                恰如同此刻正长眠不起。   

Sa science n'était point vile,                           他的技能本无丝毫恶意       

Mais bonne ; car en cette ville                        却充满善意；因为在城里               

Des tristes tristeur détournait                         悲伤的人自然忧伤满怀       

Et l'homme aise en aise tenait.                       自在的人却是乐得自在。

Or bref, quand il entrait en salle,                    总之，每当他一走进剧院               

Avec une chemise sale,                             身穿一件脏兮兮的衬衫，   

Le front, la joue et la narine                            前额、脸颊、鼻孔，还有嘴唇       

Toute couverte de farine,                               到处都沾满白色的面粉，               

Et coiffé d'un béguin d'enfant                          戴一顶小孩子戴的绒帽                   

Et d'un haut bonnet triumphant                      多么洋洋得意的大高帽                   

Garni de plumes de chapons,                           上面还插着公鸡的羽毛       

Avec tout cela je réponds                              对这一切我只能回答道，   

Qu'en voyant sa grâce niaise,                          一看到他傻乎乎的样子       

On n'était pas moins gai ni aise                       即便是在香榭丽舍仙境       

Qu'on est aux Champs Elysiens.                   恐怕也不会比这更高兴。   

本人应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文化系的邀请，将于10月27日在广州大学做学术讲座活动；大致计划如下：

10月27日上午，与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文化系法语的师生座谈，以“你准备好了做文学翻译吗？”为题，谈如何学习做文学翻译。

10月27日下午，为外国语学院的教师、研究生做讲座，题为“十八世纪的法国文学——启蒙文学对我们的意义”

另外，10月26日下午，会在暨南大学文学院做一个讲座，内容为“战争文学在法国——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谈起”（暂定）。

10月27日晚上，在博尔赫斯书店，我会作为嘉宾，参加一个与法国著名作家Olivier Rolin的见面对话活动（暂定）。具体时间地点，请见组织方的海报广告。

厦大散记（之一）

余中先

四季花开花落。 

在厦大，四季如春。人们总是说；春天般的温暖，夏天一样的火热，秋风扫落叶，严冬最冷酷。但在厦大，春天倒是温暖，夏天却总湿热。没有强劲的秋风，遍扫落叶一片。冬天却也不冷，总见树叶绿绿，依然有花开花落。

二三月份，炮仗花就开了，凌云区那边的山墙上，黄花怒放，那叫一个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三四月份，龙牙花也竞相开放，红辣椒一般的鲜艳，在树枝的顶端成一簇一簇，想象为龙的牙齿也很有道理；四五月份，最好看的是木棉花，花瓣比拳头还大，掉落下来打在身上也有些疼痛呢。

常年能见三角梅。另外一些原本不知道的花草，如红花羊蹄甲、红叶石楠，也慢慢地熟悉了。

小动物 

相对而言，动物与人在厦门相处得比较和睦。每天早上，是鸟儿的叫声把我们唤醒，从天蒙蒙亮到天光大亮，其间有各种鸟儿的各种鸣啭，悦耳，不惊人，让人醒来时心情舒畅。

老鼠过街，猫儿流浪，也是常见的现象。尤其是领蕴餐厅上坡路的边上，猫儿鼠儿总是很多，倒也从未见到猫儿捉老鼠，想来它们是和平共处的吧。

一日，听闻窗前有咚咚咚的响声，抬眼一看，是一对松鼠在树上做爱。那声响，不说是惊天动地，也可说是动地惊天，实在让我大为惊讶、

黑天鹅是芙蓉湖的骄傲，成天三五成群地在湖面上游荡，游人来了也不怕，玩去着脖子让游人照相。似有一只老天鹅，总是落单的，想必是年老色衰，或者说不定精神受过创伤，性情孤单。

夏日里，蚊子也多，为对付它们，室内需要电蚊香，或者挂蚊帐。

五月某日晚上，天降大雨，在室内只听得有虫子噼里啪啦地往窗户上飞，探头望窗外，之间有一团团的飞虫在路灯的光晕中横冲直撞。翌日早上打开窗户一看，窗台上一大片虫子翅膀的残片，薄如透纸，一叶一叶又一叶，应该某种飞蛾的残留吧。

 校园是个旅游点

 每天都有人在校门口排队，是游客，在规定的时间里，凭证件进入校园，当然，是免费的。学生老师则凭证件自由出入，家属也自由专门的出入证。

平时学生上课期间，校门不对外开。到了中午下课时间，也即不到十二点，会放入一大批游客，晚上五点后，也允许游客进入，但总量有所控制。周末则是自由进出。

每当中午，或者傍晚，或者周末，或者节假日，校园里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游客，除了人，最多的东西是照相机和手机，手机往往武装有自拍杆。

南普陀寺就在学校隔壁。不时会有和尚进入校园。他们往往一身土黄色的袈裟，偶尔也有青衣青裤的，天气再热也穿戴齐整，不会袒胸露背。长袖长衣摆，随风起舞，也是蛮好看的。他们的脚上往往穿一风凉的僧鞋，有搭襻，有袜子，不露脚趾。

哦，间或也有尼姑，不过比较少见，她们往往不说话，即便说话，也是细声细气。她们的袈裟大都是青灰色的。

和尚与大学生，同路而行，确是厦大校园的一道风景。

花伞

女学生走在厦大，往往会带一把伞。晴天遮太阳，雨天挡雨。

但有时，某女生从小路上走来，毫不顾及对面行人。人未到，伞先来，让人不得不躲避，闪开一步，或举手抵一下伞尖。打伞者对此恐怕毫无意识。

课堂

囊萤楼离校门最近，第一学期，我上课的教室111，又是最靠近西村的群贤校门。在此上课，最富有象征意义：进厦大教书育人！

第二学期，我的课换在了集美楼的一间老教室。集美楼和同安楼，教室老式，没有空调，夏日里靠老式的电扇送风送凉，在里面有课，也是别有一番滋味。门外就是廊道，遮风挡雨的，不时有游人走过。偶尔，游人中有聊天的，有打手机的，有拍照的，有嬉笑的，全然不顾告示牌上的警告。我在课堂中会探出脑袋，冲外面走廊“嘘！”一声，让那些噪音消于无形。

写于2016年3月底，厦大95周年校庆前夕

四季花开花落。

在厦大，四季如春。人们总是说；春天般的温暖，夏天一样的火热，秋风扫落叶，严冬最冷酷。但在厦大，春天倒是温暖，夏天却总湿热。没有强劲的秋风，遍扫落叶一片。冬天却也不冷，总见树叶绿绿，依然有花开花落。

二三月份，炮仗花就开了，凌云区那边的山墙上，黄花怒放，一鞭一鞭的，那叫一个蓬蓬勃勃，轰轰烈烈。

到了三四月份，龙牙花也竞相开放，红辣椒一般的鲜艳，在树枝的顶端成一簇一簇，想象为龙的牙齿也很有道理。

而四五月份，最好看的是木棉花，花瓣比拳头还大，掉落下来打在身上也有些疼痛呢。木棉树又叫英雄树，好有个别名叫攀枝花，以前只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见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红军女英雄战士的事迹，所谓“英雄树，开红花，吴琼花生在穷人家”。

五六月份，无疑是凤凰花当家，一树一树的凤凰花一开，先是团团浓绿之中凸显出星星点点的鲜红，然后，点点变成簇簇，簇簇变成团团，团团变成连片，红得耀眼，红得夺目，红得令人刮目相看。与二三月份的炮仗花一样，那叫一个蓬蓬勃勃，轰轰隆隆。真个是“红了半空，红了一城”。此花不愧花中凤凰，此树不愧木中凤凰，怪不得厦门市民要把它选为市花。

常年能见三角梅。另外一些原本不知道的花草，如红花羊蹄甲、红叶石楠，原本不知其名，不识其花，现在都能说出个一二三四了。

步行道边上的芒果树，只结一些小芒果，刚刚发黄，就会落下来，根本就不熟。

公寓门前有好几棵龙眼树，九十月份结果，果子熟透后掉下来，在地上，有的裂开，有的不破，裂开的一会儿就找来蚂蚁，不破的在地上待上几天就走味了发出浓烈的香气。我有几次吧刚刚落下的龙眼果实捡回公寓，发现洗洗之后就能吃，而且味道很甜，很正宗。但后来，文学院的王诺教授好心劝我不要吃。他的意思是，学校的果树并不是当做果树来栽培的，而是作为观赏的树木来对待的，如果要喷药，就不会按照适合果木的量，而是按照一般树木的量，就是说，按照果树的标准会超标。于是，我就不再捡地上的龙眼回来吃了。

雨水

春天雨水多，最烦人的是所谓的“南风天”，满地还潮，擦地之后半天不干，被窝衣服摸上去总是湿湿的。

一日，在新的勤业餐厅三楼的廊道上就餐，雨下个不停，属于淅淅沥沥的中雨。雨丝本来就不细，从屋顶流下的雨水则成了很有规则的一道雨幕，长达十多米，宽则上百米，十分规整，十分有气派，似乎要把有雨的室外空间和无水的室内彻底隔开。但雨幕毕竟不是刀剑，手一伸，就到了透明水幕的外边。有俗话道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连续的雨天，让人的心情总有点沉闷，只盼一丝阳光的显现，照照快发霉的心灵。

到了夏天，连热带闷的，比较难受，当地人都不适应，几乎大半个白天都躲在有空调的房子里。我们好在工作到学期结束就回北京了，也就是说熬到六月中下旬。到这段时间，也得开空调，但我们只把空调调在“抽湿”功能，这样比较省电，但也比外面凉快了不少。

动物

相对而言，动物与人在厦门相处得比较和睦。每天早上，是鸟儿的叫声把我们唤醒，从天蒙蒙亮到天光大亮，其间有各种鸟儿的各种鸣啭，悦耳，不惊人，让人醒来时心情舒畅。

老鼠过街，猫儿流浪，也是常见的现象。尤其是领蕴餐厅上坡路的边上，猫儿鼠儿总是很多，倒也从未见到猫儿捉老鼠，想来它们是和平共处的吧。

一日，听闻窗前有咚咚咚的响声，抬眼一看，是一对松鼠在树上做爱。那声响，不说是惊天动地，也可说是动地惊天，实在让我大为惊讶、

黑天鹅是芙蓉湖的骄傲，成天三五成群地在湖面上游荡，游人来了也不怕，玩去着脖子让游人照相。似有一只老天鹅，总是落单的，想必是年老色衰，或者说不定精神受过创伤，性情孤单。

夏日里，蚊子也多，为对付它们，室内需要电蚊香，或者挂蚊帐。

不知道什么昆虫的幼虫，样子如蛆虫，爬墙能力很强，我们住五楼，从窗台看出去，那虫子一蠕一动，一屈一躬，竟然从外墙上爬到了五楼，再看它，上了六楼，上了屋顶，真不知道它要上楼顶干嘛，爬到什么地方躲起来，变蛹变蝶吧，每一生命都有其自己的生命历程，我们人类不知道（昆虫学家研究过他们应该是知道的）。

五月某日晚上，天降大雨，在室内只听得有虫子噼里啪啦地往窗户上飞，探头望窗外，只见有一团团的飞虫在路灯的光晕中横冲直撞。翌日早上打开窗户一看，窗台上一大片虫子翅膀的残片，薄如透纸，一叶一叶又一叶，应该某种飞蛾的残留吧。翅片又薄又轻，吹一口气，成百成百地飞舞起来，然后缓缓地落下，半天不落地。

校园旅游

每天都有人在校门口排队，是游客，在规定的时间里，凭证件进入校园，当然，是免费的。学生老师则凭证件自由出入，家属也自有专门的出入证。

平时学生上课期间，校门不对外开。到了中午下课时间，也即不到十二点，会放入一大批游客，晚上五点后，也允许游客进入，但总量有所控制。周末则是自由进出。

每当中午，或者傍晚，或者周末，或者节假日，校园里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游客，除了人，最多的东西是照相机和手机，手机往往武装有自拍杆。大摇大摆地走，叽里呱啦地说，嘁哩喀喳地拍，那是旅客的特点。

南普陀寺就在学校隔壁。不时会有和尚进入校园。他们往往一身土黄色的袈裟，偶尔也有青衣青裤的，天气再热也穿戴齐整，不会袒胸露背。长袖长衣摆，随风起舞，也是蛮好看的。他们的脚上往往穿一风凉的僧鞋，有搭襻，有袜子，不露脚趾。

哦，间或也有尼姑，不过比较少见，她们往往不说话，即便说话，也是细声细气。她们的袈裟大都是青灰色的。

和尚与大学生同路而行，确是厦大校园的一道风景。

课堂

当时，外文学院的大多数课程安排在囊萤楼上。囊萤楼离群贤校门即西校门最近，想当年，这栋楼是中国共产党厦门第一个党支部诞生的地方，20世纪的20年代，一批热血青年在这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组织活动，发动群众……

第一学期，我给研究生上课的教室是那栋楼里的111教室，又是最靠近校门的。在此上课，在我，最富有象征意义：进厦大教书育人！

第二学期，我给本科生上的一门文学阅读课安排在了集美楼的一间老教室。集美楼和同安楼一样，教室老式，没有空调，夏日里靠老式的电扇送风送凉。我记得，当年鲁迅在厦大短期教书时，曾经住在这栋楼上的一间房里，现在，那里辟为了鲁迅纪念室，里面摆了一张床，一张桌，一些简单的家具，都是老式的，当年的样式吧。

在集美楼里上课，也是别有一番滋味。门外就是廊道，遮风挡雨的，但不时有游人走过。偶尔，游人中有聊天的，有打手机的，有拍照的，有嬉笑的，全然不顾告示牌上的警告。我在课堂中会探出脑袋，冲外面走廊“嘘！”一声，让那些噪音消于无形。

第三学期，囊萤楼和集美楼分别装修，教室改在了南光三楼外文学院的新教室。这整栋楼位于白城海滩边上的高坡上，教室凭窗临海，则是另一番风景。

游泳池

我喜爱游泳，故而对游泳池比较关心。门票便宜，教工5元，学生2元，几乎等于免费。但要有一个健康证，实际上也就是保证一下眼睛和皮肤没有传染病。

到了第二学期，游泳池面前的大操场施工，影响了游泳池进入的道路，到处泥泞不堪，赶上那些日子连日阴雨绵绵，去游泳池的路越发难走，几处低洼已经积水，只得放几块石头或砖头，作为踏脚之点。

第三学期，开春之后连日低温，游泳池生意冷冷的，管理得好像也很稀松。问他们露天泳池的水温是多少，他们就往指示牌上一指，可指示牌上连日都没有改写了，“水温”一栏始终是“14度”，令人好生怀疑，这么冷还能游吗？

 情人谷

所谓的“情人谷”，俗名只是厦大水库，点明了其物理特征。而所谓情人谷，名称中有了一点情感。

有传说，当年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两地书》中的很多情书，是在这里酝酿的，我听了将信将疑。姑且任何吧，毕竟这也算是个美好的假设。

去情人谷的游客很少，因为路远了些，还得爬山，走上坡路。但那里湖面宽阔，比较幽静，可以环湖走上一周，约莫需要二十来分钟，一路都是花花草草，各类树木，还有一些闽南传统风格的坟墓，墓道呈现有一定坡丛的Ω形，没在荒草从中。这令我想起我曾研究过的法国世人克洛代尔的散文诗集《认识东方》。

芙蓉隧道

厦门本身多隧道。从机场到厦大一路，要走几段长长的隧道。隧道多，一是说明厦大多山，二是当年战备形势所迫。如今用来行车的隧道，当年的防空，防弹，隐蔽，储藏功能想必会多一些。

厦大芙蓉隧道有一大特点，两边都是学生的涂鸦作品。我在厦大芙蓉隧道走过多次，都是为了欣赏涂鸦，每隔一段时间，会发现有新的涂鸦作品出现，替换掉原来的那些。就其内容来看，大多为毕业前夕，即将离校的学生为纪念或曰怀念大学生活而条案的，友谊、恋爱、怀旧、勉励等为主题。从画面来看，有的作品看来出于业余高手的手。看的其中的几幅，你情不自禁地会拿出手机来照相。

花伞

女学生走在厦大，往往会带一把伞。晴天遮太阳，雨天挡雨。

但有时，某女生从小路上走来，毫不顾及对面行人。人未到，伞先来，让人不得不躲避，闪开一步，或举手抵一下伞尖。打伞者对此恐怕毫无意识，或是低头看手机，或是与同伴聊天，根本不在意行路中的小小文明规矩。

随便啰嗦几句，厦大的学生走路往往不像“走路”，我的意思是走得没有道理，没有规矩，或者不如说不懂得走路中的“文明”。窄窄的一条小路，一帮子同行的学生往往会三四人并排走，让对面过来的人不知道该如何迎，是你自己让呢，还是让他们让，也让后面的人无法超越，因为他们几乎其在闲逛，走得很满呢。

还有就是走路看手机，而且走得还不慢，也有一边骑车一边看手机的，确实是交通安全的隐患。

还有呢，校内的大路，可驶汽车，课骑自行车，同时可走人，但路面是砌石，为的是（大概），长骑车和自行车走得慢些，因为骑车在砌石上有些颠，有的学生就骑到人行道上来，你骑也就骑好了，他还在你身后响铃，意思是你作为行人得让他骑车的，太过分了，真实岂有此理。

食堂

厦大大概是国内少有的几所学生去食堂吃米饭不用付钱的大学。要强调一下，只是米饭免费，馒头、面条、包子、饺子还是要付钱的。学生吃米饭时，象征性地刷一下学生卡，“嘟”的一响计数为“0”，大概只计个什么数据吧。记得有毕业生离校之前，用自己的学生卡查了一下在食堂吃的免费米饭的量，结果出来一份统计，告诉他：“某某同学，你在学校期间，消费了5225两米饭”，那同学在微信上调侃自己居然是个饭桶。但是，我帮他算了算，平均每天却只吃三两六，还真的不算什么饭桶。当然，这样算不准确，没有算上假期，也没有算上需要付钱的面食，馒头、面条什么的。但毕竟，在他四年的求学期间，国家（学校？）替他付了5225两米饭的钱。

我本是勤俭人，一般中午去食堂，夫妇两人每次买四到六份菜，一般是十几元，不超出二十元。吃不完，装在饭盒中，带回去，晚上吃。晚上我就不出来去食堂吃了，在公寓中熬点杂米粥，或下点面，简简单单。

去凌云食堂吃饭，得上山，填饱肚子的同时，又运动减肥。

餐厅的特色

勤业餐厅的馒头是闻名遐迩的，据说是一绝。我吃过，很不错，但只是不错而已，倒是没看出到底有多绝，不过，在买馒头的窗口前，我每每看到有教工和家属模样的大叔大婶，会买上满满一大塑料袋的馒头，提落着拿回家去，脸上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南光餐厅做老婆饼有名，每天下午六点，专柜前会排起长队，每人限买两个，价钱xx元。

勤业餐厅的沙茶面也很好吃，自己选料，大师傅掌握火候来做，窗口前往往人满为患。

端午节来了，食堂有粽子，4元钱一个，糯米中有肉、蘑菇、鸡蛋、海蛎，花生，味道不错。中秋来临，我们在餐厅买过几次食堂自制的月饼，6元一个，味道不比大礼盒的差。

勤业餐厅的重修完成上，三楼专卖自助餐。那自助餐是元宵节开始开卖的，25元钱一人，但要凭教工证来消费。自助的意思，就是管吃到饱的意思。开业头几天，学生证也可消费，于是出现了所谓“饿得扶着墙进去，撑得扶着墙出来”的现象，网络上一传十十传百。不几天，就不让凭学生卡消费了，想来当初是拍脑袋作的决定，亦或是好心让学生尝试，只是低估了学生的饭量。后来，我去吃自助餐时，特意留心看了看，觉得菜跟楼下的也差不多，只是让人自己动手选了拿而已。

游客进学校后，可在芙蓉餐厅的三楼吃饭，那里的窗口都由私人承包，分别供应各种地方特色的小炒，小吃，当然主要是闽南的土菜、海鲜，什么海蛎煎、面线糊、鱼丸子，等等。价钱不贵。有时候，学生也会来这里打牙祭解馋。

会场上的掌声

厦大建校日是1921年的4月6日，每年校庆都有种种纪念活动。

我赶上的校庆是2016年的95周年，纪念活动的规模很大，请了几十位德高望重的老校友回来参加校庆活动。记得纪念大会上主持人要宣读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校友名单，名单很长的，主持人强调说，为节省时间，请与会者在所有名单宣读完之后一并鼓掌致意。

很好，主席台上只有校友，没有领导，一个领导都没有。大家乐得不鼓掌。但当主持人念到已故校友数学家陈景润的夫人由昆的名字时，全场自发地响起了掌声，掌声雷动。这大概表达了师生们对人才的怀念和崇敬。

还记得那天的会上有几个发言很精彩，93岁的校友1944级机电工程学系的周詠棠先生不仅回忆了抗战期间在后方的长汀艰难办学的经历，而且还特别谈到了为学校做出贡献的校工，让人心中很是感动。其实，为95周年的校庆，校工们连日工作，绿化、修建、补路、洒下的是汗水，换来的是整洁，完成是工程，得到的应该是尊重。

教师代表戴民汉教授谈到了自己的初恋在母校厦大，立即得到了意外的掌声。这掌声是会意的喜悦，是衷心的祝愿，令发言者很欣慰，他连声强调，初恋的是现在的夫人。这时候，掌声中多了笑声。

 前几天去了辽宁的盘锦红海滩、

所谓红海滩，是因为海涂上的一大片碱蓬草到秋天变得颜色越来越红。

以下为“搜狗百科”上关于碱蓬草的几段文字：

碱蓬草土名又称为“盐荒菜”、“荒碱菜”，光从名称上就感到有种苦楚的味道。碱蓬在六十年代的“瓜菜代”时期，还是救命菜。大苇塘中早有“人进苇塘，驴进碾房”的民谣，苇塘中不打粮，人们长期过着单调贫苦的渔猎生活，而挨饿年代 连鱼蟹都变少了，日子更苦了。那时饥饿的人们把 苣荬菜、 灰菜、 野韭菜、 小根蒜、荞菜、野芹菜、婆婆丁、 打碗花根、 酸不溜、 水鸡菜等野菜挖掘殆尽后，又象寻宝似的，没白天黑夜地四处搜找碱蓬。

碱蓬不同于名兰贵蕊，生命力极强，虽高不盈尺，可每次对肆虐的波涛，它却用倔强的根系牢牢地扎根在土壤中，它长期受卤水纠缠，忍着海边温度底，土质差的现实，又经毒日旷日持久 地薰烤、狂风经年累月地摧残、暴雨肆无忌惮地浇袭、走兽无休无止地践踏，可它却从不低头。

碱蓬的颜色，是吸收了阳光七彩光波中的紫光波所致。它用粗壮的 根系在加快着海滩土壤的 脱盐过程，大量地收留着狂风挟尘、海潮裹沙。掉下的茎叶腐质后还肥化了土壤，它走过的地方，为树木、 蒿草、 芦苇、野菜、花果提供了舒适的温床，留下了五彩缤纷的畅想。它宁可粉身碎骨，用自己的茎叶喂养着无数的小鱼小蟹……

’

以下为自己拍摄的照片

法国文学名著中的瘟疫（一）

 让·德·拉封登（1621-1695）《鼠疫中的动物》

选自《寓言诗》（第七卷，1668-1694）

    Un mal qui répand la terreur,一场瘟疫带来了恐怖，

    Mal que le Ciel en sa fureur此乃上天突发的愤怒，

Inventa pour punir les crimes de la terre，造出了灾难惩罚大地上的罪行

La Peste (puisqu’il faut l’appeler par son nom)，这一场鼠疫（既然我们必须直呼其名），

Capable d’enrichir en un jour l’Achéron,一天之内就能让阿刻戎河[1]河水暴涨

    Faisait aux animaux la guerre.向所有的动物宣战开仗。

Ils ne mouraient pas tous, mais tous étaient frappés : 并非所有的动物全都得死去，但大家还是都遭了罪：

    On n'en voyait point d'occupés 再也见不到他们费心劳累

A chercher le soutien d'une mourante vie ; 为了苟延残喘而出来觅食充饥；

    Nul mets n'excitait leur envie ; 再没有什么美食还能刺激他们的食欲；

    Ni Loups ni Renards n'épiaient 狼和狐狸也都不再窥伺抓捕

    La douce et l'innocente proie. 那甜美而又无辜的的猎物。

    Les Tourterelles se fuyaient ; 连小小的斑鸠也都逃之夭夭；

    Plus d'amour, partantplus de joie. 再没有了爱，也没有了快乐逍遥。

Le Lion tint conseil, et dit : Mes chers amis, 狮子召集起所有的动物前来开会：

    Je crois que le Ciel a permis他说：亲爱的朋友，我相信老天已经降罪

    Pour nos péchés cette infortune ; 对我们的罪孽降下了这一报应；

    Que le plus coupable de nous 但愿我们中最有罪的那位能承当罪名

Se sacrifie aux traits du céleste courroux ; 做出牺牲来平息天庭的怒气；

Peut-être il obtiendra la guérison commune. 如此，兴许还能挽救众生于死地。

L'histoire nous apprend qu'en de tels accidents  历史告诉我们，面对如此的危险

    On fait de pareils dévouements :就得有人站出来做出奉献：

Ne nous flattons donc point ; voyons sans indulgence 我们绝不要自我吹嘘；而要毫不宽容地

    L'état de notre conscience. 看清楚自己内心的深底。

Pour moi, satisfaisant mes appétits gloutons 说到我，我为满足暴食的胃肠，

    J'ai dévoré force moutons ; 曾经吞噬过很多的绵羊；

    Que m'avaient-ils fait ? Nulle offense: 他们又对我做了什么？毫无任何冒犯：

Même il m'est arrivé quelquefois de manger 甚至，我有时还会咬伤

            Le Berger. 牧羊的羊倌。

Je me dévouerai donc, s'il le faut ; mais je pense 假如必须的话，我就献出自己好了；但是我希望

Qu'il est bon que chacun s'accuse ainsi que moi 我们每一位都像我这样来自我指责

Car on doit souhaiter selon toute justice 因为大家都希望，依据公平的原则

    Que le plus coupable périsse. 让最有罪的那一个死去丧亡。

——Sire, dit le Renard, vous êtes trop bon Roi ; ——大王啊，狐狸说，您是我们仁慈的王；

Vos scrupules font voir trop de délicatesse ; 您的行为也太过谨慎，太过自律；

Et bien, manger moutons, canaille, sotte espèce. 吃他几只绵羊，那些无赖，愚蠢的种类。

Est-ce un péché ? Non non. Vous leur fîtes, Seigneur, 难道还有罪吗？不，不。老爷，那是您给他们大大的抬举，

    En les croquant beaucoup d'honneur; 您就只欠把他们咬得粉碎；

    Et quant au Berger, l'on peut dire 至于牧羊人嘛，我们可以说

    Qu'il était digne de tous maux, 他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作恶太多，

Etant de ces gens-là qui sur les animaux 这样的人竟然磨刀霍霍

    Se font un chimérique empire. 胆敢统治我们的动物王国。

Ainsi dit le Renard, et flatteurs d'applaudir. 狐狸说罢，谄媚者纷纷拍手。

    On n'osa trop approfondir 人们不敢过分地深究

Du Tigre, ni de l'Ours, ni des autres puissances,老虎和狗熊，还有其他的猛兽，

    Les moins pardonnables offenses.就连一点点可宽容的冒犯都没有。

Tous les gens querelleurs, jusqu'aux simples mâtins,所有的争辩者，也包括普通的猎狗

Au dire de chacun, étaient de petits saints.听他们每一个的说法，全然一副小小圣徒的派头。

L'Ane vint à son tour et dit : J'ai souvenance轮到毛驴这一下说话：我记得我当年

    Qu'en un pré de Moines passant,曾经路过僧侣们的一块牧场

La faim, l'occasion, l'herbe tendre, et je pense正赶上腹中饥饿，见到嫩草，我就想尝他一尝

    Quelque diable aussi me poussant,也不知哪个魔鬼让我心生一念

Je tondis de ce pré la largeur de ma langue.我伸出舌头卷了一口草

Je n'en avais nul droit, puisqu'il faut parler net.我本来无权那样做，既然在这里我得说出事情真相。

A ces mots on cria haro sur le baudet.听了这话，大家伙顿时冲他又叫又嚷。

Un Loup quelque peu clerc prouva par sa harangue一头颇有心计的狼便用高谈阔论来证明

Qu'il fallait dévouer ce maudit animal,必须奉献出这个该遭诅咒者的性命

Ce pelé, ce galeux, d'où venait tout leur mal.这秃驴，浑身的疥疮，是他们的一切苦难的来源

Sa peccadille fut jugée un cas pendable.他的小小过失就此被判成该死的大罪

Manger l'herbe d'autrui ! quel crime abominable !胆敢吃他人的草！何等可恶的罪！

    Rien que la mort n'était capable只有处死他，他的罪才能抵销，

D'expier son forfait : on le lui fit bien voir.众人的怨才能相报：得让我好好瞧一瞧。

Selon que vous serez puissant ou misérable,我要说：依据你是强大还是可怜，

Les jugements de cour vous rendront blanc ou noir.你的是非黑白法庭自有公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