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的中学生活，只有两年初中，1968年秋季开始，1970年秋季结束。当时叫做“复课闹革命”，因为在此前，有过停课阶段，而且长达两年：1966年到1968夏天，那个时期叫“停课闹革命”。领袖叫停课便停课，领袖叫复课便复课呗。当然，那年月，效实中学也不叫效实中学，是为宁波五中。
那时候，不叫班级，叫排。学的是军队的编制。第一年叫十四排，第二年改为二连六排。
那时候，班主任不叫班主任，叫下排老师。二连六排有三个下排老师，先生有袁伦聪和徐家华，女士有尉丽英。当然，那时候根本就不叫先生、女士，就叫“老师”。有时候，一些人恐怕连“老师”两个字都懒得叫的。其时，造反思想为时髦，所谓“师道尊严”早就被当做封资修的一套给砸烂了。
那时候，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就是说，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参加斗批改的。
那时候，教材很简单，只有语文、数学和英语三本。语文主要学毛选，记得有一篇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也有鲁迅的作品，杂文《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便是其一，老师说，这篇文章中不用记得别的，只记得“须痛打落水狗”就行。除了毛泽东和鲁迅，再就是工农兵的诗作，两报一刊的社论和文章。那些文章虽无文采，但气势磅礴，张牙舞爪，貌似有千钧之力，批判性十足。
数学课也很简单，代数方面只学到了因式分解，一元一次方程，最难的就是一元两次方程，两元一次方程；几何方面，有三角形，最难的恐怕就是圆，学了圆周率“π”，记得大致为3.14159，用“山巅一寺一壶酒”来记。英语大概只上了七个或八个“lessons”，第一课是“万岁：Long live”，第二课是“万寿无疆：A long long life to”，第三课是“无限忠于：Be boundlessly loyal to”，最后两课分别为《东方红》和“缴枪不杀”。完全是硬凑到一起的，根本就没好好学读音（国际音标什么的），语法也根本不会。
物理和化学基本没学，化学课记得只上过一堂，大眼睛的美女范玲玲老师教导我们：“世界上的物质都由分子组成，分子则由原子组成”。刚刚对世界的结构有了个最初的概念，就被告知没有了第二堂化学课。物理课上了最基本的“电”，学会了安装日光灯，知道了启辉器的作用。“电工原理”没学几天，就转而学原子弹的杀伤原理和核武器防御的知识，大概是伟大领袖指示“要准备打仗”，甚至是打核战争。没有教科书，老师就拿了相关的教材满黑板地写，让我们满本子地抄。通过学习，了解到原子弹的四大杀伤危害分别为“冲击波、光辐射、贯穿辐射和放射性污染”。其实，这知识是很片面的，甚至是没有用的。因为，说到底，“核能的放射性污染”的危害要远远地大于前三项。
总之，学文，真正没有学到什么，但如何写批评文章，算是学到了，每个人好像都会写。写作时，我们不仅要运用所谓的最高指示，即毛主席语录，还喜欢用一些“黑云压城城欲摧”“沉舟侧畔千帆过”“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之类的诗句，以壮门面，以假文采。那时候，应该是我们这些小年轻记忆力最好的年纪，但不背古诗词，不背英语词汇。最旺的记忆力都用来背诵“老三篇”了。如此，四十多年之后，要读古诗，往往是念了上句就记不得下句了；也不知道“孔雀东南飞”之后，几岁“弹箜篌”，几岁“为君妇”。就记得北山愚公的“家门口有两座大山，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
美术课也曾有过，但只上了小小的几节，一位叫尤甦的小个子老师，叫我们写美术字，画刘少奇和江华的漫画。江华当年是浙江省第一号“走资派”，肥头大耳的，后来当过审判“四人帮”的特别法庭庭长。漫画当时很流行，但大都为配合政治需要，大批判时当配菜的。
教音乐课的是张希圣老师，很有派头，上课时一再强调，我们的课不叫“唱歌课”，叫“音乐课”。课上教如何识简谱，什么“无点无划是一拍，减少一半下加划，增加一半加一点，增加一拍加一划”。朗朗上口的口诀，很好记，很实用。他在课上也讲一些音乐方面的奇闻趣事，曾遭到一些思想激进的师生的批评，说是他宣扬封资修一套，但他始终我行我素。张老师钢琴弹得很好，当年全民推广样板戏，他在课上就表演过钢琴伴唱《红灯记》的选段，让同学们大饱耳福。
上课之外，学工学农的活动很多：第一年1968年秋曾去白岳公社湖山大队学农，实际上主要是去三秋劳动，割晚稻。第二年1969年秋去高桥公社芦蓬头，整整四十天，记得有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后来1979年5月又去三山公社，也有十七天整。在农村，也住农民家，也吃农家饭，听忆苦报告，吃忆苦饭，开批斗大会，与知识青年聊天，也劳动，譬如割稻、打谷、耘田什么的。记得，1970年5月5日，去三山公社时，我们先是坐船到小白，然后翻山越岭，步行过三道山到村里，而且当天晚上吃的还是很难下咽的忆苦饭。另外，临毕业前，还到学校自己的学农基地（白岳深溪）“五七”农场去垦荒，干了一星期，天天吃马铃薯，俗称洋芋艿，吃得实在有些倒胃口。最值得回忆的可能还是1969年夏天，学校师生去参加双抢，刚开割了一天，却被告知稻未熟，人全被赶了回来，兴致勃勃地去，垂头丧气地回。明明是学生太闹腾，农民有些怕，不希望我们这些学生子再干下去。记得我们排里后来当即组织了十六人又去双抢，男生八人，女生四人，加老师、军宣队、工宣队一共十六人，刚好分两桌吃饭。白天忙于割稻、打稻、拔秧等，晚上就睡在礼堂里，女生在舞台上，男生在台下。那时吃得很好，三顿正餐，两顿点心。劳动完全靠自觉，割好稻后就打稻，稻谷装在箩筐里，抬上船，魏海战等几个会撑船的，就把稻谷运回来，到打谷场上去晒谷……
学工，最开始的一个学期，去的是和丰纱厂，一星期去工厂跟师傅干活，一星期回学校上课，间隔着学文和学工。和丰纱厂在江东，离学校（西门口）和大部分同学的家都相当远。为了赶去上班，冬天里天不亮就得步行过去，走到灵桥才算一半路。有同学凌晨时分走在中山路（当时叫东方红大街）上，兴致一发，根本就不顾居民还在熟睡，就在黑幽幽的街道上大声吼叫起来，声如狼嗥，林庆华同学就是其中之一。那年月，老早就已经有2路公共汽车可从西门、鼓楼、开明街等地通往和丰纱厂，但为节省几分钱，同学都不肯坐公交，都是来回步行的。现在想想，真正难以理解了。排里的同学，好像朱永和同学有自行车，骑来骑去的，令人眼羡。指导我的那位工人师傅心肠好，下班时，他总会骑上他的永久新车，捎我一段，直到灵桥，整整一星期，天天如此。现在想想，心里还是满激动的。
另外，还参加过环卫处的劳动，在大街上扫地，但好像只干了一天。后来，我们还到玻璃厂学过工，但具体做了些什么，却已忘记了。
学军，大概就是拉练，也就是走长路。去凤岙山区参观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活动地点，算是革命传统教育，而步行到洪塘，看冻死叫花子的“血泪亭”，则属于阶级教育展览。还有，就是所谓的“战备”，老师和班级干部经常会通过“联络网”，通知全班同学来学校参加某个紧急活动，有一点军队紧急集合的味道。其实也没有什么紧急的，不过是庆祝“最高指示”发表，或者什么别的。比较像样的一次学军活动，是冒着“催泪弹”（还是“烟雾弹”）从课堂中逃脱。要领是用湿布捂住口鼻，使劲从黄色烟雾中跑出来。结果，眼泪鼻涕一大堆，哗哗地流啊。。
上课，同学们大多都不怎么好好听，教师大多也不敢（或不肯）好好教，同学各种坐姿都有，最厉害的大概是黄贵康，横着坐，侧面冲黑板，一副怪模样，如果用形容词来形容，好的叫“不拘小节”，坏的就叫“吊儿郎当”。课堂纪律是不用讲的。记得有一次，班里几个男同学弄矛盾，某同学认为自己被欺侮吃亏了，便让自己的哥哥前来为他出头。结果那个比我们高出一头的“大阿哥”直接冲进课堂，当着老师的面就武力教训起“欺侮”他弟弟的同学来，看得我们眼乌珠突出，活灵吓出。
课堂除了上课，还用来开批判会。三天两头有批判会，所谓大批判，小评论。每个人都学着写批判文章，文章都是一套一套的，所谓“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但阶级敌人心不死，”“学校里也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等等，于是，要“奋起千钧棒”“斗私批修”。等等。几位下排老师给我们印象十分深刻，尤其是尉丽英老师，主要教数学，但班排队伍建设、各种杂事都要过问的。记得，有一次学校还是连里要开批判会，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要同学发言，我被选上，但不知道该如何写稿子，主要缺乏一些例子，是尉丽英老师提供了很多例子，以及批评角度，一篇稿子，几乎就是在尉丽英老师的初稿基础上写成的。几次学农劳动，袁伦聪老师因为岁数大，没有去，但尉丽英老师和徐家华老师都去的。芦蓬头四十天学农的那次，去的还有邵元中老师，竟带了自己的淘气儿子一起去锻炼。
那时候，革命形势瞬息多变，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多有反映。刚入学第一年，还要早请示晚汇报的，记得在湖山大队农民家吃饭，饭前要高呼“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和“副统帅永远健康”的。令人难忘的是，尉老师用新昌话高呼的“万寿无疆”最动听，活脱脱一场越剧演出，惹得我们这些调皮的同学老是在背后模仿她。第二年则是迎接“九大”，每个班级里都要竖立一个“忠字榜”。再后来，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不过不是“打砸抢”时期的红卫兵概念，而是校红代会领导的好学生组织，大致相当于后来的共青团，分期分批地吸收，搞得很神秘，家庭出身不好的就不能入了，把好一些人排除在了外面。与红代会相关的，有保卫组（前身是护校队）、文宣队、大批判组什么的，班上都有几位同学参加，活动很经常，也显得很特殊，很吊人胃口。
两年期间，在校参与的跟时事政治相关的工作还有“挖二煤”“晚呼队”“晾橘子皮”“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等等。另外，学习“毛选”是热门，师生大多会背语录，老三篇我也能统统背下来。而且红代会也会组织所谓的活学活用毛选积极分子讲用会，我自己就曾去开过会，听报告听得热血沸腾，日记本里记下了很多的豪言壮语。
上中学时，同学们大都虚岁十五六，情窦初开。但那时候思想比较封建，真正是男女授受不亲。男生与女生几乎不说话。同桌的那一位基本上都是同性。只有在农村学农时，一组几个同学都在同一位老乡家吃派饭，有男有女插花着，是异性之间接触的大好时机，也往往也是尴尬时期，常常发生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男讲男的，女讲女的，并未形成真正的对话，当然，肚子里还是有不少话的，只是不敢不会不想说出来而已。在芦蓬头学农时，我跟邵国明、徐菊芬、朱亚萍等为一组，天天吃饭在一起。我当时活灵（魂灵）还没接进，比较木枝木角（莫知莫觉），只觉得女同学比我们更懂事，知识面也更宽一些。
毕业分配时，我们才明白到，那时候，家庭出身有多么的重要。包括我在内，有那么几位，第一次分配预案公布，还是去兵团，第二次就因为出身问题而改为“插队”了。倒霉的分配“插队”的有张邦基、董巨、朱思珍、钱水华，等等，邵国明和我后来经过协调，都去了兵团，“高中”和“工矿”，你想都不要想的。关于“出身”“成分”那些事，当时分量比山还重，现在想想都窝心，不写也罢。
后来，原定插队的也有去黑龙江林场的，朱思珍和钱水华就是。而去兵团的，除了一两个去工业兵团，都是在萧山新湾的二师八团，当时去的人比较多，仅仅我后来所在的三营九连，就有大概四十来个五中的学生。二连六排的同学后来成了同一连战友的有应锡祥、吴德祥、丁亚珍、胡爱萍等。
1970年11月14日，萧山兵团知识青年出发的日子，也是我们中学生活结束的日子，至今已经整整四十六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