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如同绣花——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一种作家生活的序言》（译文初稿选登）

这里发表的翻译初稿是法国老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一种作家生活的序言》（Préface à une vie d’écrivain）中的一段，名为《一种作家生活的序言》的系列广播谈话分二十五次节目于2003年7月28日到8月29日在法兰西文化电台播出，“写作如同绣花”是其中的第5次。全书由瑟伊出版社和法兰西文化电台联合出版。

中译本有待于“博尔赫斯书店”编辑出版。

写作如同绣花

我已经好几次提到了空缺作为结构的组织者在现代文学中的极大的重要性。而且我很想在此用一些确切的例子，再稍稍阐发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作为小说爱好者的普通读者不会发觉的某种东西，或者，即便他发觉了，那也是作家的一个错误，是他没能在他的故事中看出空缺来。当然啦，我将再一次引用我的同志福楼拜的话作例子，他已系统的方式运用了空缺，甚至还为它作了解释。

从《包法利夫人》的一开始起，就有一种张开，一种极其惊人的空缺。夏尔的第一个妻子，寡妇杜布克，是一个他从来就没有爱过的女人。那是一桩由包法利的母亲所安排的婚姻，因为那个女人很富裕。然而，她已经不再富裕了。夏尔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一点，而他母亲也突然就变得很不舒服，尽管这桩婚姻原本是她的安排。夫妻内部有了越来越多的吵闹场面；夏尔是一个和蔼而又安宁的男人，但那个丑女人开始挑衅他，更有甚之，她还公开地欺骗她。这时，便有了她在院子里晾衣服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场景。夏尔远远地瞧着她，突然她就倒下了。文本中这样说道：“她死了。多么地叫人惊讶啊！当墓地中的一切都结束后……”这很extravagant，因为一个具有最为重要意义的事件。始终憎恨着其妻子的夏尔，早已经注意到了鲁沃家农庄中漂亮的小爱玛，这一下，他就将彻底自由了。这一段落非常奇特，因为，当福楼拜在二十页之前用好几大段文字描写了夏尔的那顶帽子时，这一重要的事件现在彻底消失了。这就为读者制造出了一种怪异的效果，如同一种能量的释放。

我还要稍稍回到倒下成为废墟的物件这一概念上来，因为这是一个同等范畴的现象。文本中的一个空缺制造出了对写作和对读者的一个能量极其大的效果。这很是敏感，而且这在福楼拜的作品中常常得到重复。他自己就曾在《包法利夫人》的一个著名段落中把它叫做一种“裂缝”（crevasse）。爱玛嫁给了夏尔，而她却烦闷起来。这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小伙子，但一点儿都没有什么刺激人的地方。她本来以为，结婚就是把她扔进了一个充满了梦想和幸福的世界中，但她却发现，她弄错了，她恰恰嫁给了一个和蔼可亲的乡巴佬。于是她梦想起了城堡里的生活，梦想到了过着逍遥自在、锦衣玉食生活的富人。后来，夏尔治愈了一个贵族，昂代维利埃侯爵，作为感谢，侯爵邀请他带上他那位青年的妻子，去他那叫做渥毕萨尔城堡的府上吃一次晚餐。那位晚会期间，爱玛将陶醉于他日思夜想的那个贵族世界。人们可以想象，这会给她的内心带来一种满足，她会心满意足，但是情况恰恰相反。舞会一旦结束，她重又返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文中这样讲到：“前天早上和今天黄昏，中间到底出了什么事，让两者相隔如此遥远？渥毕萨尔之行在她的生活中凿了一个大洞，如同山上的那些大裂缝，一阵狂风暴雨后……”这是一个稍稍有些长的句子，我不愿意毁坏它；每当需要我来背诵福楼拜的时候，我有壁厚不免会背错，而当我的目光落到真实的文本时，我对自己说：“显然！它要好得多！”因为在福楼拜的写作中，确实有一种惊人的完美，属于韵律学的范畴，人们哪怕是掉换它一个词，也会感到十分羞惭！人们还记得，当福楼拜因为他作品的女主人公爱玛下流放荡的生活而被控有伤风化罪遭遇诉讼期间，当他最终好不容易被宣告无罪时，人们曾经要求他换掉他曾经引用过的鲁昂那家报纸的名称。但是，当他得知此事后，他差点儿就要跑去自杀，他说：“我的整本书就此将一文不值！”我记得，那家报纸名叫《鲁昂灯塔报》（Le Phare de Rouen），他得把它改为《鲁昂号志灯》（Fanal de Rouen）：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于其中的每个辅音和每个元音，对于整个句子的音乐性，都有一种如此必要的存在意义，他根本就无法解决……

“前天早上和今天黄昏，中间到底出了什么事，让两者相隔如此遥远？渥毕萨尔之行在她的生活中凿了一个大洞，恰如山上的那些大裂缝，一阵狂风暴雨后，仅仅一夜工夫，就成了此等模样。”这种空缺的概念，在福楼拜那里是一种裂缝。在他那里，形象总是很有冲击性的，就是说，人们看得到，人们感觉得到分隔的边缘。爱玛的生活不但没有得到充实，反而出现了空洞，正是这个空洞，随后将入侵到到整篇文本中。人们曾反复两次找到这一形象，就在从渥毕萨尔城堡回家之后不久。老实的夏尔从那个梦幻世界中跳脱出来后，在半路上停住马车，修补有些损坏的马笼头，这时候，他在路上看到了侯爵掉下的绿绸镶边的雪茄匣，里头还装着几支雪茄。他把它捡起来，爱玛对他说：“怎么？你现在会抽雪茄啦？”她回答他说：“有时候也抽上一口。”但是，当他开始抽起雪茄后，他立即就难受起来。他将跑去喝上一口冷水，而就在这时候，爱玛一把就夺走了雪茄匣，这梦幻中的物件。她看到它是镶了花边的，随后，文本中有了整整一大段关于镶绣花边的离题话。她想象着绣花边女人的气息正穿越十字底布上的针眼，就是说，在那些经线和纬线之间穿有一个个的孔，孔中穿过那些绣线。这些绣线在一个地方出现，为构成一幅图案，然后就消失，再然后就在更远的地方出现，以此类推。人们似乎觉得，福楼拜在这里正在谈作家的工作。当他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人们是简化了他如下的思想：“我的所有人物多多少少都有些像我”。但是，我想那是另一回事：包法利夫人根本就不是那个外省小傻娘们，那是作家。而她的不满足，就是写作本身的不满足。当他描绘绣花女的工作时，他正描绘着的是他自己的作家工作，那些绣线在此处消失又在远处出现，最终构成为一幅绣图。趁此机会，他实际上强调了十字绣花底布上的针孔。我记得，应该是菲利普·哈蒙——一个不太有现代意味的福楼拜研究者，但他经常会说出一些关于福楼拜的很有意思的话语——是他曾经这样写道，福楼拜的作品是一个空缺与误解的十字交叉口。确确实实，这些空缺就是十字绣花底布上的针孔。

当这形象再次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下一页中时，它变得尤为惊人了。为了让她的美梦物质化，爱玛买了一幅巴黎地图，用一支铅笔在那上面做想象中的漫游。人们又一次发现了十字绣花底布的概念，因为，在这里，地图是由成直角而互相交叉的街道所构成的。它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房屋在地图上是一些空缺，而她就在那上面尽情地漫游。这就又是作家的形象了。

在福楼拜的全部作品中，这样突如其来的空陷有很多著名的例子。人们本来经历着一个很有持续性的叙述，突然间，来了一个巨大的空缺。举例来说吧，我们不妨引用一下《情感教育》中“他旅行”这一段。弗雷德里克·莫罗在巴黎的林荫大道上闲逛。那是在1848年革命的末尾，革命遭遇了挫折（福楼拜并不是什么四八年派，但他却非常支持革命，恰如人们能在这一段落中看到的那样）。弗雷德里克就这样走在林荫大道上，街上的人群拥挤起来，他认出了远处的杜萨迪埃，正在那里大声宣传他的共和派主张。他看到这个朋友冲着一个警察走去，指着对方的鼻子大喊道：“共和国万岁！”对方马上拔出军刀，把他给砍了。人群四下散开，人们感觉到到了一个大事件，书中的一个英雄人物刚刚被杀死了，文本说道：“中尉用目光在人群中扫视了一圈。而弗雷德里克，嘴巴大张着，认出了塞内卡尔。”原来，是主人公的朋友之一刚刚杀死了他的另一个朋友。而一切就停止在了这里。这里有一个空白，然后，两行文字之后：“他旅行。他见识了大货轮上的忧伤，帐篷底下冰冷的醒转，令人头晕眼花的景色与废墟，苦涩难言的亲情中断。他返回。”在这一很短的段落中，有福楼拜三年的生活，他在东方的旅行，在文本中被“他旅行”者一句之前和之后的那些空白所物化了。者不会是一种偶然。人们可以想象，福楼拜对此有十足的意识，因为他用了“嘴巴大张”（béant）一词。而实际上，当弗雷德里克看到杜萨迪埃死去时，他并没有嘴巴大张，他被吓呆了，“嘴巴大张”一词用得不合适。福楼拜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有意地使用这个词，于是就把大张的嘴从一个成分搬移到了另一个成分中。

在《希罗底》中，显然还有另一个著名的例子。希律王安提帕斯跟他的妻子希罗底生活在一起，他们还多多少少跟先知施洗者圣约翰保持着关系，福楼拜把后者叫做约卡南（Iokanaan），这个毕竟就漂亮得多了。罗马占领军的一个分队来到那里找黄金，因为犹太人隐藏了黄金，这是众所周知的……王对他们说那里没有黄金，罗马兵中的一个，指着一块盖在阴沟上的石板，问道：“那么这块石板，它底下到底藏了什么？”王回答说这只是一条排水沟，但那罗马人非要人把它打开不可。人们打开了石板的活门，人们听到约卡南巨大的嗓音从底下深处传来，它用极其粗野的咒语来痛骂国王和王后。文本说道：“王后俯身探下，嘴巴大张，趴在洞口上。”然而，嘴巴大张的是是那个洞，而不是王后。这一形象叫做一种移花接木(un hypallage)，修饰一个人物的一个形容词转移到了另一个人物身上，或者，从一个物体上转移到了一个人物身上，等等。就这样，这一修辞形象，“弗雷德里克，嘴巴大张着，认出了塞内卡尔，”人们在此认出它来了，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称为“裂缝”的，就是这里大张着的嘴。在“嘴巴大张”这个词中，就有了洞在扩大的形象。人们似乎觉得，那王后会被这个敞开的洞吸进去，我可以以我的同志福楼拜的名义证明，这一切是完全彻底有意识写的，在他的作品中，有着太多这样的例子，因此这不会不是有意为之的。

另外，在福楼拜的例子之外，围绕着一个空缺而组织起来的叙事的也数量极其众多。其中有一个我特别爱引用，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的例子。它是一个关于在圣彼得堡的政治密谋小团体的故事，该小团体的头头的名字叫斯塔夫洛金。他是一个浑身充满了谜的头领，经常不在场，尽管他始终处于叙事的中心。他在瑞士，在德国，人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关于他有一些故事在流传，但始终叫人无法理解。甚至连密谋分子对他的所作所为也一点儿都不理解，因为他会时不时地来到，但他的行为始终是很成问题的，至少也是疑谜一团的。警察也一样，也不比密谋分子或故事叙述者更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在《群魔》的文本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斯塔夫洛金的一次忏悔。在故事的某一时刻（人们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因为这一段落在最终印书时被删掉了），斯塔夫洛金决定，他要前往主教Tiknone那里作忏悔。他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一直来到主教所在的修道院，见到了他，并对他说：“我想来做我的忏悔，而为了使它更好地被理解，我把它写了下来。”他掏出一个笔记本，打开，撕下两页，把剩余的整个本子交给主教，主教对他说：“假如你真想做你的忏悔，那为什么还要撕下两页来呢？”斯塔夫洛金回答道：“我还不知道你是不是配得上来读它。”人们不知道哪两页纸上都写了什么，但出版的故事宣称，斯塔夫洛金那无法承认的罪恶是对一个小女孩的强暴和谋杀。这是一个始终萦绕停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作品中的主题，它在《永恒的丈夫》中又出现了，但是《群魔》的出版者断定，人们不能讲述这一类的故事，因为它会触犯法律而受到惩罚。于是，他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删除掉那个章节，然后仔细整理一番，不让人看出它消除的痕迹。几十年之后，风俗有所改变，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去世，但空缺的那一章保留了下来，一个出版商决定把它增加上去。由于他并不知道究竟应该安插到那里，他看不出书中有缺少了什么东西的任何痕迹，他就把它放在了书中最后。这很滑稽，因为在当时的所有版本中，在任何一种语言的译本中，小说都是完整的，斯塔夫洛金在最后死去，但是到了这时候，他却要在最后的一章节中去作忏悔。再生的文本便是那被撕去了两页的笔记本的文本。人们无权得到这著名的两页文字。它们是否真正存在过？兴许没有，但是人们毕竟还是明白，某种戏剧化的东西影响了斯塔夫洛金的整个生命。叙述者说，很遗憾这两页文字被拿走了，因为不然的话，一方面，人们将明白他要讲述的那个故事，另一方面，人们也会明白作品整体是什么样的。那样的话，斯塔夫洛金生命中种种言行的这整个谜一般的侧面，也就将明白无疑地显现，人们也就将充分理解他的言行。但是从另一侧面来说，这个人物是一个撒谎的人，他始终在撒谎，因此，在他的忏悔中他也会撒谎，兴许，在那两张纸里也一样撒谎。

当我写作《窥视者》时，我还没有读过《群魔》。然而，我似乎觉得，我的那本书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本书的一种突然涌现。而多年之后，在一个朋友家中，当我很偶然地读到那部小说时，我对自己说：“真是叫人难以相信！二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个批评家指出过，那是同一个故事！”对一个小女孩的强暴和杀害，本来是故事的最中心，却没有在文本中出现。从这一点来说，《窥视者》当真像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种致敬，也可以说是《群魔》的一种再写作。我很高兴，我在不知不觉之中作了这一次致敬。或者可以这样说，这是我们思想的构建性伟大神话之一：被人删除的这一东西，而如果不被删掉的话，它就将照亮故事的叙述。我发现这一点非常精彩，因为对我来说，空缺越来越成为所有作品的叙事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