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题者：余中先

    提问者：刘雅麒

    时间：2015年1月25日上午

    地点：余中先家中

    采访手记：

    进门左转，穿过一道书墙，右手边第二间屋子，便是余中先的书房兼工作室。工作室里也有一面书墙，其中有一个书橱放的都是余中先翻译出版的作品。在工作电脑中，余中先分门别类建立了很多文件夹，整理了一份自己的翻译档案，把什么时间，翻译了什么书，什么时间出版的，都记录得清清楚楚。他还制作了一份自己的个人简历，条理清晰地记录下自己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虽然只有几页，可是内容却非常丰富厚重。

    交谈中，余中先总是很快就能在书架上找到提及的书。书上做了各种标记，比如《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就有各种标注的符号。书桌左手边的那本法文字典足有七八厘米厚，余中先使用了整整三十多年，每一页的页眉和页脚上都有用铅笔新增的条目。

    余中先被称为“业界劳模”。他说自己善于合理利用时间，一天的作息安排很有规划。他经常随身携带一个小文具盒和一个笔记本，利用坐地铁等零散时间记录下自己的随感。在各类笔记本上满是用铅笔或者黑色水笔的写写画画、涂涂改改，文字颜色各异，这块是铅笔写的法语随感，那部分是水笔记录的中文写下的心得。格局分布让人联想起克洛德·西蒙的作品《植物园》：不同的区域划分，就像花园中一畦畦的植物一样。

    余中先在工作上严谨认真，生活中却不乏情趣。采访间隙，他带着我参观他颇为得意的收藏品——分布在家中书架橱窗等各处的各式各样的工艺品鞋子。他认真地为我介绍每双鞋的来历与特色，脸上流露出喜悦。“这些鞋子有些是我买的，有些是我妻子买的，有些是朋友、学生送给我的。材质有石头、琉璃、玉、橄榄壳、塑料、布、竹、毛线……造型有蒙古鞋、轮滑鞋、高跟鞋、虎头鞋、日本木屐……大多是收藏品，不可以穿的。”余中先很自豪地说，“差不多有一百双鞋了。”原来余中先三十年前最早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就是法国诗人保尔·克洛岱尔的《缎子鞋》，出于对这部译作的某种纪念，不知不觉中就养成了收集鞋子的习惯。

    余中先家中有一些好玩有趣的小摆设。临别时，年已花甲的他特意展示了一下客厅壁灯中间一个可爱的弹簧小老鼠挂饰。他会工作，懂得享受生活，张弛有度，心态年轻，有一颗未泯的童心。

    1 你翻译中感到最艰难的一本书？

    余：翻译每本书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困难。最艰难的应该是我在1997、1998年翻译的克洛德·西蒙的《植物园》。书里面充斥着法语特有的长句和有关植物学的陌生词汇。我都通过查字典等一一克服、应付。克洛德·西蒙是一个很有趣的作者，他认为“词本身就是现实”。为了忠实保留他的创作风格，我的译著在1999年出版时，内页的排版也是把文字分割成一块一块的，就像是花园的造型。通过《植物园》，我算是突破了法语的语言关，从那以后，我就几乎不怕任何的法文长句难句了。

    我有一个翻译家朋友周克希，他曾经参与过1982年译林出版社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工作，是15名译者中的一位。近十几年来他想以一己之力翻译一遍《追忆似水年华》。他把翻译的部分文字发给我，让我提出意见修改。虽然普鲁斯特的文字很难翻译，不过当时我还是硬着头皮为周克希的翻译稿提供一种修改。我觉得他翻译的书名《追寻逝去的时光》很好，比“追忆似水年华”更贴近法文原意。有人劝我也去翻译一遍这部巨著，语言关倒是没太大问题，不过，这篇幅真的太长了，我知难而退。目前，周克希版的《追寻逝去的时光》译本已经出版了第1、2、5卷，余下的部分他说他得放弃了。

    现在我手头上在译毕加索的法文诗，文字难懂。毕加索诗歌的特点是用线性的文字努力反映出本来应为二维、三维空间的画面效果，其中以二维为主，我想这也是他的画家身份使然。

    2 你眼中好翻译的标准？

    余：在我国，翻译的标准有很多种说法，最常见的就是“信”、“达”、“雅”。所谓 “信”，就是要忠实于原文。所谓“达”就是要符合译文的语境，做到字通句顺，符合汉语的语法习惯。第三点“雅”呢，我认为，其实前两点做好了，自然就“雅”了。反正，我的观点是，翻译首先要忠于原文。若原文是一句粗话，翻译时最好也译成一句粗话。原文是“俗”的，翻译时不必美化，不必化“雅”。在网上，有人批评我有些作品翻译得不好。其实，有时候我确实会翻译得失去水准，看走眼。翻译者谁都会出错，比如傅雷在翻译《卡门》时，就有一些错译，有不符合原文语义的，甚至与原文意思相背离之处。我也会有这种情况。不过呢，有一些情况是，原作文本本来就很烂，翻译也跟着烂，因为你得忠实体现原著的语言水准，所以翻译处理的语言也就不怎么好。这也是翻译中“信”的体现和落实。

    做翻译工作一定要吃透文本，理解透原作者的意思，再来翻译。翻译其实是一种“再创作”，是在原作者的基础上，把法文的文学翻译成中文的，其中会出现一些变异，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两种语言之间，并没有完全对应的转换系统。比如西方语言中的彼得、约翰，相当于汉语中的张三、李四。但是呢，翻译的时候也不能一看到彼得、约翰，就译成张三、李四。因为有些时候，作者用彼得、约翰时是有所指涉的，上下文中会出现大量的与之相关联的地方，这种情况下，就要老老实实翻译成“彼得”、“约翰”了。

    3 你偏爱什么样的作家、作品？以法国文学为例。

    余：我觉得，小说家主要分两类。一类是专注于讲故事；一类是专注于如何讲故事。我比较偏爱后者。巴尔扎克就属于前者，他与司汤达、福楼拜可以看做是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运动，存在时间其实非常短，只不过后来出现了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被苏联文学放大了。巴尔扎克的小说，是用文学来反映社会层面的内容，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的法国社会，但是文学性的价值就相对弱了。我比较关心在文学发展史上有立足之地的作家作品，比如说福楼拜、乔伊斯、卡夫卡、罗伯-格里耶、杜拉斯、昆德拉，以及包括最新诺奖得主莫迪亚诺在内的作家，他们都是偏重于小说“怎样讲故事”的。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的开篇中，描写包法利先生小时候上学的情景，细致地讲述那顶帽子的故事，后面才逐渐开始介绍女主人公包法利夫人。这就是福楼拜设计故事的手法。

    4 你有什么翻译经验之谈吗？

    余：我的翻译方式大致分为两种。我开始做翻译时的做法是先把原文先通读一遍，把作者意思搞透之后，再逐字逐句翻译。现在的做法更多的是，读一下原文的开头、结尾，中间再抽出几章读过，大致了解了作者的文字风格之后，就开始翻译，这样，其实我也不知道小说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但这样能保持一种新鲜感，从语感上比较贴近原著。翻译出初稿后，我一般会把译稿放上一段时间，冷却了，再去修改。修改第一遍，我会对照原文，主要是为了达到“信”；修改第二遍，基本不再看原文，重点放在看中文译稿是否字通句顺，满足“达”的要求。

    5 你对命运的看法？

    余：小时候我觉得命运特别不公。因为我适学年龄正好赶上“文革”，上山下乡，耽误了学业。那时候有一种阅读的饥渴，而且饥不择食，处境有点像《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的主人公，真的是能找到什么书就读什么。比如《水浒传》我读得遍数特别多，因为当时手头上没有别的书可读。我年轻时记忆力也好，一百零八将的姓名绰号记得清清楚楚。后来，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考上了北大。

    当时总觉得自己读书不够，每年暑假的两个月都不回家，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恶补，一个暑假下来能读三十几本书。我没有做那种特别细致的读书笔记，而是简单地列一个人物关系表，把小说中人物的身份、关系搞清楚，然后用少许文字概括一下阅读感想，作为以后备用的素材。

    我在大学的课堂笔记，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记满，留出足够的空白，等到再复习时填充。如果记满了，会有一种焦虑，怕以后有新内容时没地方写。我现在也建议我的学生这样记笔记。我记得是谁曾经讲过，“空白是一种结构，而且是结构的关键所在。”

    6 你擅长的体育活动？

    余：我年轻时练过体操，考过了国家三级运动员标准，身体还可以，跑步啊、打乒乓球啊都不错。现在比较擅长的是游泳，1500米自由泳、200米个人混合泳，没有问题。

    7 你到过很多地方旅行、生活，最喜欢哪里？

    余：我最喜欢的城市是法国巴黎。巴黎不愧是世界艺术之都，我之前作为留学生的时候去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作为自由访问学者又去过。巴黎是法国文化的中心，无论是出版行业、电影、文学沙龙还是各种历史、自然风景名胜，都应有尽有，正所谓“看不尽的巴黎”。我也很喜欢在某一个意大利小城生活一段时间，享受一下那里的悠闲、宁静。我觉得在巴黎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再去某一个意大利小城生活一段时间，相互交替，是最为理想的生活状态。就像我平时在北京生活，接下来的3月份到5月份即将去厦门讲学。意大利小城之于巴黎，就好像厦门之于北京。

    8 你的读书方法？

    余：在读书的选择上，之前，我会根据前人的推荐，现在大多数是根据我太太的推荐。经典的作品我会反复读，最近手头上正在重读的一本经典是《包法利夫人》。经典往往不是人们说“正在阅读”的那些作品，而是那些值得人们“反复重读”的作品。遇到好的段落、句子，我会背诵下来。

    9 你有什么业余爱好？

    余：很多，比如音乐、游泳、旅游、收藏鞋子等等。之前在社科院外文所，每年的迎春年会，叶廷芳老师是一定要唱歌的，余中先是一定要表演节目的，但是每次表演的形式都不一样，说唱、京剧、笑话、清口，大家事先也猜不到。

    10 你的新译著《法兰西兵法》最近出版了，

    请问你对中法文学中战争母题的看法？

    余：中国的“战争”文学作品中，更多强调的是勇敢牺牲，彰显高大的英雄人物、集体主义精神。而法国人在文学中更多着墨的是战争的残酷，战争中人的无奈与渺小。法国文学更加关注战争中的每个人，甚至会毫不保留地写出在战争这种极端环境下，会暴露出来的人的劣根性。人性中不仅有真、善、美的一面，也有假、恶、丑的一面。既具有审美的能力，也有审丑的勇气，才是完备的人道主义。

    11 你对法国当代文学创作如何评价？

    余：总的来说，进入新世纪后，法国社会依然处在经济萎靡、时尚引领、消费至上的时代，文学并没有太惊人的大作品问世，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发生。但是，每年依然有一些好作品出现，作家们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有条不紊地发表自己的得意作品。一切都符合消费社会的生产规律。写实主义的作品依然占多数。

    如果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那么，现在法国文学的代表人物应该是被人称为“文坛坏小子”的米歇尔·维勒贝克，从《基本粒子》（1998）、《一个岛的可能性》（2005）和《地图与疆域》（2010）这几部影响较大的小说来看，他并不追求写作形式上的革新，而是紧紧把握住当代社会生活的脉搏，重新来讲述人的存在的困惑，讲述当今世界中人类新的生存状况，可以说，他一直注意批判社会，在揭示社会本质的同时，也提出一些类似“乌托邦”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各种流行的文化元素，从科学到技术，从时尚文化到奢侈的生活方式，这些应该是维勒贝克作品的价值所在。

    我再提让-保尔·杜波瓦的《一个法国人的一生》（2004，费米娜奖）作为重要作品来介绍，小说主人公保尔·布利科的“法兰西生活”故事跟整个法国社会大背景紧扣在一起，作品以夹叙夹议的方式，把国家大事和私人生活融合在了一起。

    另外，当代法国文坛有这么几大倾向：一、非虚构化倾向与自我虚构形成一股风气，成为当代小说的一大特点；二、女性作家以其颇具女性意思和女性特色的写作，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三、用法语写作的外国人为法兰西文学带来新的世界文明的糅合因素。当然，还有其他种种的特色，就不一一再说了。本版文/刘雅麒

    个人简介：

    余中先，1954年生，浙江宁波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世界文学》主编。长年从事法国文学作品译介工作，翻译了奈瓦尔、克洛代尔、阿波利奈尔、贝克特、克洛德·西蒙、阿兰·罗伯-格里耶、昆德拉等人的小说、戏剧作品四十多部。获得法国政府授予的文学艺术骑士勋章。最新译作法国阿历克西·热尼的小说《法兰西兵法》， 2015年1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