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2015年6月27日在北外举行的“纪念罗兰·巴特诞生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
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文章《我为什么喜欢巴特》(上为英语版,下为法语版)
罗兰·巴特和阿兰·罗伯-格里耶之间关系的絮语
1977年,在塞里西举行了巴特专题研讨会。那几天里,整个“乌埃勒圈子”(houéliens)——这是巴特对他那帮人的称呼,因为他们所居住的街叫尼古拉-乌埃勒(Nicolas-Houël)街——里的人都去了研讨会,就是说,最亲近的朋友圈,那些年轻人,同性恋者。罗伯-格里耶开心地接受了邀请,作为带有侮辱性的异性恋者,他毫不犹豫地搅乱了研讨会舒适安逸而又热情洋溢的气氛。罗伯-格里耶的出席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信号,首先,照他的说法,是友谊的一种证明。然而,罗伯-格里耶的发言冒犯了巴特,兴许是由于他挑衅者、起哄者的身份,但兴许更是由于罗伯-格里耶所说的关于小说的话,确切地说,是关于巴特计划要写的小说。罗伯-格里耶在他的发言中不断地强调一个小说家巴特的存在:“巴特由此是一个小说家的形象。对我来说,这构成了跟福楼拜十分相近的人物-文本:我就无法将福楼拜的形象和他的文本分开。”对罗伯-格里耶来说,巴特早已经是小说家了,从他写出关于《橡皮》和《窥视者》的文字以来,他就已经是了:“在你关于《橡皮》的文章和小说《橡皮》之间,有着小说家和小说家之间的一些联系,而不再是小说家和评论家之间的联系。”
罗伯-格里耶在研讨会上作了一次讲座,讲座之后有讨论,整个讲座和讨论的内容都已在1978年由克里斯蒂安-布尔古瓦出版社推出了一个非商业版,题目就叫“我为什么喜欢巴特”。
那么,两人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
最近,我在翻译法妮·罗朗的论文《巴特与罗伯-格里耶——一种批评对话》。这部论著把两人的关系更为三个阶段。我们也大致可以沿用她的划分。
欣喜(1944-1962)
应该说,若没有巴特,新小说的道路会是另一种样子。
先是,罗伯-格里耶发表了《橡皮》(1953)《窥视者》(1955)。出于出版策略的考虑,罗伯-格里耶和午夜出版社的经理兰东,请巴特写文章,于是有了《客观文学》(1954)一文,后来又有了《字面上的文学》(1955)一文。
1953年对巴特和罗伯-格里耶来说是一个决定性年份,他们俩都有些偏晚地一起进入了写作生涯。巴特把他最初的文章收集到一起,出版了《写作的零度》,与此同时,午夜出版社出版了罗伯-格里耶的第一部小说《橡皮》。巴特马上就知道罗伯-格里耶跃入了文坛,他似乎在那部小说中看到了他自己正在寻求的著名的空白写作,于是给对方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他说他敢肯定,《橡皮》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先锋的,一句话,很成功”。与之相应的是,罗伯-格里耶也在尝试理论写作,并在午夜出版社的杂志《批评》上发表了最初的两篇文章,后来在1963年,它们被收入到他著名的文学随笔集《为了一种新小说》中:“梦想者若埃·布斯凯”和“萨缪尔·贝克特或舞台上的在场”。罗伯-格里耶在该文中提出了“事物的存在于此”(l’être-là des choses)。这些概念。这两位作者终于走出了默默无闻的状态,一起在当时的文学与批评界崭露头角。他们面对面地站在了一起,巴特三十八岁,古典文学专业毕业,终于治愈了多年的肺结核,钟爱加缪、萨特、米什莱、马克思的作品,罗伯-格里耶要年轻七岁,农业工程师,为殖民地水果与柑橘研究所出了一系列国外公差之后返回法国。
1954年,巴特对小说《橡皮》做出了最初的批评。在《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了“前小说”(Pré-romans)一文,文中提到了罗伯-格里耶作品中“物体的爱因斯坦维度”。接着,就是发表于《批评》的“客观的文学”一文,该文建立了罗伯-格里耶批评的基本轴心,阐明了一个所谓“物体主义”(chosiste)的罗伯-格里耶。
从1954年到1958年底,可以被看成巴特和罗伯-格里耶相遇后的幸福时期。两人在视点、想法、创作方面相对一致:1955年,罗伯-格里耶出版第二部小说《窥视者》,巴特写了第二篇赞扬文章“字面上的文学”,强调了《窥视者》中的“客观性”和所谓“现实主义”问题。《窥视者》真正地迷住了巴特,其诱惑力全在于小说所携带的形式上的疑问,它在《写作的零度》中体现为寻求文学的一种永恒的形式,寻求一种彻底摆脱了任何思想意识控制的能指。
1956年,罗伯-格里耶与巴特一起出席了在维泽莱(Vézelay)举行的关于现实主义的研讨会,会上巴特宣读了文章“现实主义的新问题”,说到“法国年轻小说家阿兰·罗伯-格里耶追寻着一种现实主义,它要超越荒诞与非荒诞、取消意义与增加意义之间的对立,并试图创立一种纯笔录的文学。”
罗伯-格里耶写于该时期的文章——“未来小说的一条道路”(1956) 和“关于某些过时的定义”(1957)——再清晰不过地携带了巴特的影响:他们不约而同地致力于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语言,用来清扫留在世界上的那些古老的“垃圾”,让一种崭新的言语流行。
1957年,两人分别出版各自的第三部作品:罗伯-格里耶是《嫉妒》,而巴特则是《神话学》。1958年,巴特发表了“不存在罗伯-格里耶流派”,文中他对比了布托的《变》和罗伯-格里耶《嫉妒》,当时的批评界试图把这两部小说归类于同一流派,而在巴特看来,它们似乎来自于不可调和的不同文学倾向。罗伯-格里耶1958年十月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自然本性、人本主义、悲剧”。这篇文章一开始是作为对巴特的上述文章的一种回答而构思的,它的暂定题目是“一种非悲剧的艺术是不是可能?”
其间,两人写了很多的作品和文章,罗伯-格里耶的种种文章,汇集成了《为了一种新小说》(1963);而巴特在下一年也有了批评文章集《批评随笔集》(1964)。
摆脱(1963-1966)
巴特于1958年在“不存在罗伯-格里耶流派”一文中,对罗伯-格里耶创作作出了严厉小结。把他的未来判定为“死胡同”,他认为“说罗伯-格里耶已经完成了其计划,那是不可确信的”“失败就存在于这一计划的本质本身中”。罗伯-格里耶此时只出版了三部作品,巴特就已经向他宣告了文学的终结。可以认为,巴特更愿意看到罗伯-格里耶不是一味地坚持最初作品中的那些东西。
1963年巴特发表“关于罗伯-格里耶”。用来作为莫里塞特著作《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的序言。莫里塞特是美国的一个大学教师,很早就对罗伯-格里耶的作品感兴趣,阐发了一种理论,跟巴特从1954年起就一直捍卫的理论大相矛盾。他以很有规律的方式,从1958到1985年,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罗伯-格里耶及其作品的文章。
这一阶段,罗伯-格里耶更多地靠着莫里塞特,而疏远和摆脱着巴特。当然,莫里塞特文章中的不少观点与巴特相左。在关键的“客观性”问题上,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主导罗伯-格里耶作品的,是一种主观性:“他不脱离开人,而是寻求适应人在当今世界中的境遇;[……] 他不培养一种不偏不倚的‘客观性’,而是服从于一种基本的主观性。”
另外,莫里塞特尽管很关注人们对罗伯-格里耶所作的整体批评,却在任何时刻都不强调巴特对这一新常态的潜在影响。例如,罗伯-格里耶作品《橡皮》中的俄狄浦斯的神话,巴特只是提了提,而罗伯-格里耶后来点文章也没有强调,而莫里塞特却把它揭示了出来,摆到了光天化日下。同样,被巴特所掩盖的《窥视者》中的性犯罪,也被莫里塞特所强调。
可以说,以前,罗伯-格里耶对巴特的很敏感,感谢巴特指出了他作品中的一些重要面貌,而后来,他同样对莫里塞特很敏感,感谢莫里塞特指出了他作品中的另一些重要面貌。他没有彻底忘却或摆脱巴特,只是对他疏远了,因为莫里塞特的批评更让他着迷,更让他受用。
1963年巴特的“文学与意指”一文引用了索莱尔斯,同时当然还有新小说的主要代表。该文标志着跟《原样》杂志的一种紧密合作的开端,从此它将慢慢地却不停地远离罗伯-格里耶。
共同,走向传奇故事 (1966-1980)
到1966年,巴特已然不再是罗伯-格里耶作品的最主要阐释者,到1970年他们甚至各自都要抹除另一位,但两位作者都在共同地走向同一方向:传奇故事(romanesque)。
自传方面:罗伯-格里耶走向了一种“新自传”,它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巴特的“传奇故事”以及他关于传记的思考。
1971年,从《萨德、傅立叶、罗耀拉》开始,巴特的研究重又转向传记问题。在这部著作中,他写道:“假如我是个作家,我希望,在我死后,我的生命简化[……] 为某几个细节,某些气味,某些转变,不妨说吧:‘传记关键点’(biographèmes)[……]总之,一种有空洞的生活,就如普鲁斯特在其作品中写到的他自己的生活。” 这里有对一种新的写作形式的追求,与我们今天所谓的自我撰写(autofiction)很接近,是自传的一种传奇形式。正是这一点导致了1975年的《罗兰·巴特自叙》。巴特说:“这一切应该被当作是一个小说人物所说的”,而在菲利普·勒热讷看来,这就是“最佳意义上的反契约”自传。
罗伯-格里耶这方面,也有一种类似的倾斜。1973年,作家说道:“作家,是某个总归只谈到自己的人”。如同后来《重现的镜子》不同凡响的开篇之句:“我历来只谈自己,不及其他”。
1985年起,罗伯-格里耶陆续发表了《传奇故事》(Les Romanesques)三部曲:《重现的镜子》(1985)《昂热丽克或迷醉》(1988)《科兰特的最后日子》(1994)。1988年,罗伯-格里耶这样解释他为什么选Romanesques作为他自传系列的别名(surtitre):“我不想把这些书写成小说。同时我又希望标题中能有什么表明这完全是虚构的作品,不能将这些叙事归入到自传这一门类中。”
当然,在所谓“Romanesques”的新式传记或自传中,两人的不同点也很明显,作为小说家的罗伯-格里耶,以Romanesques走向自己创作的尾声,可以说是从小说家走向传记。而巴特则明显在通过Romanesques,从批评家走向虚构,走向小说家。
由此,如果说,是巴特造就了作家罗伯-格里耶,那么罗伯-格里耶也催生了批评家巴特。
另外,如果说,是巴特造就了批评家罗伯-格里耶,那么罗伯-格里耶也催生了作家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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